略談進忠言與實事求是
    讀《資治通鑒》，荀悦有一段話：“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這話說得很有道理，然而要做起來却是不容易的。
    先說“核其真”，比如講真話實在是難，首先是能不能講、敢不敢講。
    奴隸社會，王權即天命，順王者昌，逆王者亡。說真話而不中王者聽的，要人頭落地。紂王是商朝的暴君，他繼位后，加重壓榨奴隸，聚斂錢財、修建宫殿；又好淫樂，經常通宵達旦地飲宴。當人民對他不滿時，他使用各種酷刑進行鎮壓。他拿老百姓的生命當兒戲，為所欲為，把國家糟蹋得不象樣子。對此情况，各種人物有各自的表現。费仲、惡來等一伙奸臣，逢迎拍馬，幫暴君干壞事；三公重臣表示不滿，結果九侯被剁為肉醬，鄂侯被殺了做成肉巴，姬昌被關押起來；紂王之叔箕子去勸說無效，被關禁，后來送去服苦役；其庶兄微子也去勸說，紂王也不聽，微子只得逃亡他鄉。这時，紂王已經落到众叛親離的地步，商朝危在旦夕。
    紂王的叔父比干，曾輔助紂王平息外患、發展生產立了功。擺在比干面前，有兩條路可選擇：一是躲避苟活，二是冒死直諫。比干認為“君有過而不以死争，則百姓何辜?”他抱定必死之志，一連三天進宫犯颜直諫。紂王惱羞成怒，殘暴地殺了比干，“刳視其心”。一代名臣比干就這樣慘死了，这悲壯的人物，舍身成仁、名留青史；而紂王的殘酷統治在比干辭世后的第二年覆滅了，暴君罪惡，遗臭萬年。
    比干不愧是個敢于講真話的人，他知難而進，面對死亡無所畏懼。人總是要死的，比干為百姓而直言進諫被剖心而死，死得悲壯，死得震撼人心。我國有文字可考查的歷史就是從商朝開始的，在三千多年后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這樣記載着：“商紂不聽任何規勸。他的叔叔比干，為人正直，幾次向他提意见，商紂殘暴地將比干挖心處死。”可見，比干是我國有史記载的第一位忠臣。

    事情往往是難以做到的則顯得更可貴。講真話，一定要有忠心和勇氣，是要付出代價的。歷史上就出現過不少敢講真話的人。爱國詩人屈原，面對楚國的衰落，希望革新圖强，他說了真話，却被當權的貴族排擠，遭到楚王的流放，后來，投汩羅江自盡。他的楚辭《離騷》寫出了自己的不幸與對楚國人民的熱爱。伍子胥為國盡忠，被吴王夫差殺了；卞和獻寶玉被刖足；李斯出良策，受酷刑問罪；賈誼傾力治國，遭佞臣饞害；司馬遷直言遭宫刑。俗語說：“忠臣死無粕”。一段忠言史，往往飽含着許多血與泪。  然而，人民對這些仁人志士的事迹感嘆不已，對他們的精神贊嘆有加。人民是歷史的主人，人民肯定这些仁人志士的爱國精神和直言的勇氣。他們的事迹在中國歷史上閃爍着光芒，形成一種優秀的傳統，成了一種寶貴的精神遗產。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歷史上少數較有作為的帝王，他們對紂王不納比干忠諫而國破身亡中吸取教訓，封贈比干，廣開言路。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墓，唐太宗封比干為“太師”，謐號“忠烈公”，清乾隆祭比干等等。他們比較注意求諫、納諫、調整政令，因此一些才華洋溢的直言之士能得以啟用，杜會也較清平，都出現過一段“太平盛世”。
    往事越千年，换了人間。歷史在向前發展。我們的時代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是改革開放的時代，是高舉“實事求是”旗幟的時代。
    武榮殷比干文研會的成立，是時代的產物、實事求是的產物，其宗旨就是要弘揚比干爱國主義精神，為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要消滅剥削、消除貧困，追求物質的豐富和精神的豐富。我們要發揚實事求是的精神，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事業才能順利發展。發展企業，搞好農業，倡辦公益事業是好事；扶貧助弱，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好事；见義勇為，見不平之事，敢于挺身而出講公道話，也是好事。思想解放了，講真話講實話的人多了，好人好事有人誇，壞人壞事有人抓，人們的日子就會一天比一天好起來。
    如果我們能對“德、能、功、罪”等實事一一“核其真”，做到尊重事實，心中有數。再進一步認真地“求是”一一“授其位”、“授其事”、“授其赏”、“授其刑”。那么，我們的事業一定能更加興旺起來的。

    本文作者：南安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