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黄岡，有一個遠近聞名的地方一一回龍山。此山地處大别山南麓，屬天柱山脉，由大崎山主峰南下，蜿蜒起伏百余里，至此呈游龍回首之狀，故名回龍山。  在回龍山脉白羊山南部，有兩個美麗的山村一一林家大壪和染铺壪。绿樹掩映中，林氏聚族而居。說起这里林氏，頗有一番來歷。據考，這里林家祖上，原為福建九牧六房唐邵州刺史林蘊之后裔。元朝時千一公賞識回龍山之秀麗，徙居黄岡，世代繁衍生息，形成巨族。就是在這里出了在中國乃至世界近現代史上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林氏三兄弟”一一林育英(張浩)、林育南、林育蓉。本文着重介紹杰出的革命家林育英與林育南的光輝史迹。   

一、林育英
    林育英(1897一1942)，又名毓英，號仲丹，化名張浩，湖北黄岡人，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出生于回龍山林家大壪。他幼年就读于回龙山一所有名的私塾。这所私塾的先生，名叫李卓侯，他就是中国地质学之父李四光的父亲。李卓侯先生思想开放，知识渊博，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启蒙老师。李卓侯执教一生，有三大快事引为自豪。其一，他参加过同盟会，与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人多次聚首；其二，培养了举世闻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其三，启蒙了“林氏三兄弟”。作为启蒙老师，李卓侯对“林氏三兄弟”十分喜爱，他曾说过：“育南秉性聪慧，育英勤奋刻苦，育蓉既聪明又刻苦，日后会有大出息，只是育蓉性子阴柔，不好把握，是龙是虫，一切全靠他自己。”
    1919年“五四”運動席卷全國，京、滬、津等地學潮如火如荼，林育英、林育南在武漢與恽代英一起领導了轟轟烈烈的爱國學生運動。為了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林育英、林育南回家鄉創辦了一所新型学校——浚新学校。浚新学校坐落在白羊山南麓八斗壪興隆寺内。  門前清池碧水，寺后茂林修竹。在这所新式学校里，師生平等，紀律嚴明，傳授新思想、新知識，既学習又勞動，開湖北教育界一代新風，深受社會各界歡迎。浚新學校的宗旨是“自覺覺人”，該校與陳潭秋、陳萌林兄弟創辦的“聚星”學校和“青黎”学校一起，鼎足而三，成為黄岡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主要策源地。
    1921年7月，林育英與林育南、恽代英、李求實等在浚新学校發起組織成立帶共產主義性質的“共存社”，其宗旨“以積極切實的預備，企求階級斗争、勞農政治的實現，以達到圆滿的人類共存的目的。”翌年2月，林育英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后到大冶工礦區開展革命宣傳工作。1923年“二·七”大罷工之后，奉調長沙望麓園織布廠任支部書記，同年6月，調到安源煤礦工人消费合作社任營業主任。
    1924年5月，林育英奉派赴蘇聯，在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学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第二年回國后，任中共上海市滬東區委書記。有一次，他在指揮上海市民反對段祺瑞大會游行時與軍警搏斗中，頭部、胸部與左手腕被刺刀砍傷，血流如注，仍堅持戰斗。游行結束后，工人們見他傷勢嚴重，急忙送往醫院搶救，幸而脱離危險。這次示威游行影響很大，林育英被反動當局懸赏通缉。
    1927年春，林育英被調回武漢任漢口市委書記。由于時局惡化，革命處于低潮，他冒着生命危險，開辦一家木器店作掩護，堅持嚴峻的地下斗争。翌年4月，調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工委書記，在白色恐怖中化名張浩，削發為僧，堅持秘密斗争。
    1929年春，張浩調任上海滬西區委書記，在紀念“五卅”惨案四周年大會上，他與前來鎮壓的巡捕發生搏斗，腦部再次受到重傷，並被捕关入上海提籃橋監獄，在獄中受到嚴刑酷打，他仍堅貞不屈。9月，經組織上營救而獲出獄。
    張浩在黨内素有“銅人”之稱。在殘酷冷峻的白區地下斗爭中，他三次被敵人用刺刀、棍棒、苦刑送到鬼門關口，三次又憑着悠悠一口氣活轉過來。而對他身體摧殘最嚴重的一次打擊是在1931年至1932年間。當時張浩任中共滿洲省委常委兼工委書記，由于叛徒出賣，他被捕關進日軍撫順警察署監獄。日軍憲兵對他滥施酷刑，企圖讓他就範。數九寒天，敵人强行撬開嘴巴，灌冷水，肚子灌漲以后，就穿着大頭皮靴在身上連踩帶踢。水渗着血從他的鼻子、口腔、肛門往外涌，但他始終守口如瓶，不吐一字，堅如磐石。在13個月中，張浩受盡人間苦刑，堅韌不屈，以致日軍懷疑他是一個神經不健全的“瘋子”。經黨組織營救，終于1932年出獄。
    1933年春，張浩受中共中央和全國總工會派遣，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图成員和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1935年秋，他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  隆冬之際，肩負共產國際重任回國，同張國燾分裂活動進行斗争。1936年，擔任中共白區工作委員會書記。
    1937年春，張浩擔任援西軍政委。他堅持用黨性的高度原則來教育干部、戰士，講解黨的政策，維護全黨全軍的團結，為克服張國燾分裂主義作出重要貢獻。“七七”抗戰爆發后，他任八路軍129師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退擔任中共军委華北分會委員，與劉伯承師長一起指揮东渡黄河，挺進晉東南，開辟晉豫冀邊區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同年年底，由于他病情嚴重，難以堅持前线工作，軍委決定調回延安養病，改由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接替129政委之職。
    1938年2月，張浩奉調回延安治病，還领導職工運動，先后擔任陕甘寧邊區總工會執行委員、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副書記以及工人大學校長等職。9月出席中共中央擴大六届六中全會被選為中央委員。
    1940年4月30日，張浩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發表演講時突發腦溢血，從此一病不起。后經治療，半身不遂病狀有所好轉，但因身體受敵人多次摧殘，受損嚴重，病情不斷惡化。1941年8月，在延安北門住所遭受日軍飛機轟炸，導致身心創傷愈重，再次住入中央醫院。他的心臟腫大三倍，肝脾失常，肺部水腫，生命垂危。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他雖身患重病，仍與同住醫院的關向應一起批判王明錯誤路线。  由于久病醫治無效，同年3月6日與世長辭，終年僅45歲。
    毛澤東、朱德、葉劍英、陳雲、李維汉等參加了張浩遗體告别儀式，毛澤東親筆寫了挽聯：“忠心為國，雖死猶榮。”
    3月9日上午，張浩的公祭儀式在延安中央黨校門前廣場上舉行。祭禮結束，萬余人參加出殯儀式。毛澤東、朱德、任弼時、徐特立、楊尚昆等中央领導人親自將他的靈柩抬到桃花嶺上安葬。張浩葬在桃花嶺上，墓前立着一塊石碑，上面刻着毛澤東筆鋒道勁的六個大字“張浩同志之墓”

二、林育南
    林育南(1898-1931)，又名毓蘭，號湘浦，筆名林根、相拂，湖北黄罔人，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出生在回龍山染鋪壪。林育南6岁就读于回龙山私塾，授业老师是李四光之父李卓侯，故受益匪浅。
    1915年，林育南考進武昌中華大學附中，1917年加入恽代英創建的革命團體一一“互助杜”，不久，發起組織“黄社”，參與新文化運動和反帝爱國宣傳。1919年3月，他與同學胡業裕、魏以新、湯濟川等在中華大学發起組織“新聲社”，出版《新聲》半月刊，這是武昌“第一個新文化出版刊物”，積極向青年學生的灌輸爱國主義思想。當時，北京段祺瑞政府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高壓下一再屈服，與日本簽訂了一系列損害中國主權和利益的賣國條約，激起國人的公憤，全國上下掀起一股爱國浪潮。在此期間，林育南以犀銳的文筆抨擊時政，幾乎每期《新聲》都有他的精彩之作。 由于林育南在組織學生開展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斗争中，卓有成效，加上他有較高的政治理論水平和較强的組織活動能力，因而成為武漢地區学生領袖。
   1919年4月底，林育南到了北京。5月4日這一天，他參加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在活動中險些被軍警逮住，于是連夜乘車南下。他把“五·四”運動爆發的消息帶回武漢。5月8日，林育南和恽代英組織了數千名學生在中華大學舉行“國耻紀念會”。他還與恽代英等組織和領導武漢罷工、罷市、罷課的斗争，是武漢學生聯合會的負责人之一。6月赴上海從事全國学聯工作。隨后，又回到家鄉，與恽代英、林育英在八斗壪創辦浚新学校，宣傳新思想、新文化。．
    192O年春，林育南與恽代英等在武昌創辦利群書杜，成立利群毛巾廠，以此為掩護從事革命活動。同年9月，他考入北京醫學專科學校，常到北京大學與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一起研讀馬列著作。1921年7月，他與林育英、恽代英等在浚新学校發起組織共產主義性質的“共存社”。同年，林育南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間，他與施洋等領導粤汉鐵路工人罷工。12月，又领導漢口人力車工人舉行反抗“洋資本家”加租的斗争，這兩次罷工取得了勝利。
    1922年5月，林育南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主任，與許白昊等領導漢陽鋼鐵廠大罷工，並籌建了武漢工團聯合會，任該會秘書主任。9月，粤漠鐵路武長段工人為反對資本家無故開除工人再度舉行罷工。他草擬《告國人書》，並親自指揮罷工斗争，發動武漢各工團組織“粤漢罷工后援會”，聲援罷工工人。  同年10月，湖北省工團聯合會成立，他被選為秘書主任，與施洋創辦湖北省工團聯合會機關报一一《真报》。
    1923年2月，京漠鐵路工人掀起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罷工，林育南是这次大罷工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他起草罷工宣言和文稿，召開湖北各工團緊急會議，商討聲援京汉鐵路工人的辦法，組織武漢各界舉行萬人大會，慰問罷工工人。
    “二·七”慘案后，林育南被懸赏通缉。家中老人見军閥天天在捕殺共產黨人，擔心他的生命安全，多次勸他隱匿家中。他却對父母說：“男兒志在四方，我早已下定決心為革命而獻身。”他認為“二七”大罷工雖因軍閥殘酷鎮壓而失敗了，但它却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譜寫了最偉大、最悲壯、最輝煌的一頁。  風可以把蠟燭吹滅，也可以把篝火吹旺。武漢地區的工人運動還會蓬勃發展，共產主義事業一定會取得最后的勝利。2月15日，他以《真报》的名義發表宣言(《真报》已于2月8日被軍閥查封)，控訴吴佩孚屠殺工人的滔天罪行，表示要“一直勇往赴死，驅逐勞動者的敵人，拯救勞動者于水火之中。”6月，他奉派赴廣州，出席中國共產黨“三大”。8月，又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二大”，當選為團中央委員、組織部長。
    1924年1月，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踐。國民黨“一大”之后，林育南在漢口任國民黨執行部青年部干事，继而任《中國青年》編輯、主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等職。1925年，他參加領導“五卅”運動，在上海總工會負責宣傳工作。1926年5月，他出席廣州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並在會上作了震撼人心的長篇演講，會后返回武漢，參加领導湖北工人運動。湖北的工人運動在他與李立三、劉少奇等的领導下，開展得轟轟烈烈，一度成為全國革命的中心地區。
    1927年1月，他參與籌備湖北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省總工會宣傳主任。會后，宣傳部開辦工人運動訓練班、宣傳員訓練班，設立“工農通訊杜”，出版《工人導报》、《工人畫报》等。同年4月，他出席中共“五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后又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委員、常委兼秘書長。接着，又擔任太平洋勞動大會和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秘書长。
    大革命失敗后，黨轉入地下斗争，林育南擔任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長。他和黄松龄、向警予等秘密出版《長江》，繼續開展革命工作。他參加了“八·七”會議，爾后積極领導湖北秋收暴動。
    1928年春，林育南奉調赴上海，先后擔任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中華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以及全國蘇維埃準備委員會的秘書長等職。任職期間，他與“左”傾冒險主義作了堅決的斗争。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在上海東方旅社被捕入獄，同年2月7日與何孟雄、李求實等二十多人被殺害于龍華，犧牲時年僅33歲。
    1945年，中共中央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题的決議》中，對林育南等犧牲的烈士實事求是地作了結論：
    “林育南……等二十幾位黨的重要干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聯系，並且接着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强不屈，慷慨就義。”这個決議，系毛澤東親筆修改定稿，已載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