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也有姓林的。1991年，筆者應邀去日本講學，在東京、大阪、京都和福同等地，见到許多林姓学者或職員。對此，筆者興趣甚濃，進行一番研究，發現早在日本的江户時代，京都曾有一位名叫林羅山的朱子學名儒，他又名忠，或信勝，法號道春，又稱羅浮子，生于公元1583年，卒于公元1657年。林羅山曾參與日本幕府諸制度、外交文書的制定，並著有《本朝通鑒》和《羅山文集》行于世，这也許是遷居日本而又有案可查的早期林姓著名族人之一。至于日本現代的林姓之人，雖然不如“田中”、“鈐木”等大姓之多，但在日本國民中所占比例也不少。众所周知，在戰國、秦漠之際，日本列島就有一些中國移民。作為比干后裔林氏支族，何時遷往東瀛?這需認真細致地去研究考證。但在日本的林姓中，對中國去日本的林姓却十分親熱。筆者就自己的親身經歷作些介紹。
    1994年，筆者再次應邀前往日本講学，由于同為林姓的缘份，年逾古稀的名教授林巳奈夫，仍專程來東京陪同我參觀考察，設宴招待，令我感激萬分。我們每到一地，都看到凡認識或在電視上見過林巳奈夫的日本國民，都會駐足向他鞠躬致敬。于此我們不難頷悟到林巳奈夫在日本國内的地位與影響是何等的崇高。
    林巳奈夫教授，1925年5月9日出生于日本神奈川縣藤沃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一位有名的哲学家。在其父親的影響下，年青時的林巳奈夫就對人文科学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立下了这大的奮斗目標。1947年4月，他以優异成績考入了日本著名的最高学府一一京都大学，攻讀考古学專業。195O年毕業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入京都大學大学院繼續深造。50年代初期，新中國的各種考古新發現深深地吸引着這位才学横溢、風華正茂的青年，並使他認識到日本古代文化的根就在中國。為此，他下決心研究中國考古学，作為他毕生奮斗的目標。
    1953年研究生毕業后，林巳奈夫供職于平凡社，從事研究和出版工作。他初露鋒芒，在学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展現其淵博的学識和超人的才華，令人刮目相看!  由于他的成績突出，學識不凡，故于1957年被調回母校京都大学，入選在國際上有相當知名度的社會科学研究機構——京都大學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該所不僅以名家荟萃、人才濟濟著稱，更以其藏書豐富、經费充裕而聞名遐邇。这對林巳奈夫來說，可謂如魚得水，如虎添翼1959年至1962年，他曾先后三次赴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國進行学術調查和考古發掘，並用日文、英文及法文發表了多篇論文和学術报告，研究範圍涉及中國、日本和西亞等古史問题。由于成績顯著，1968年他被提升為副教授，翌年又被任命為京都大學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主管(筆者注：相當于我國大學中的歷史系主任)。
    “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隨”，这是唐代韓愈在《退學解》中告誡后人的至理名言。確實，大凡每一位有成就的著名学者，除其本身天資聰颖外，退同本人的刻苦勤奮、善于獨立思考和精析入微的治學原則分不開的。林巳奈夫教授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人們眼中，舉世聞名的名山勝迹，總是令人向往，吸引着速道而來的游客。對此林巳奈夫却迥然不同，他曾先后應邀訪問過美國、英國、法國和中東及東南亞許多國家，也到過我國众多的大城市和臺灣、香港等地，然而，那里的旅游名勝却無法引起他的興趣，倒是當地的博物館和考古新發現，可緊緊地吸引住地。林巳奈夫教授因研究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曾多次訪問了杭州，寄寓于西湖之濱，筆者也有幸多次陪同參，觀考察。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著名的靈隱古刹、岳王廟和西湖的湖光山色近在咫尺，都無法引起他的興趣，而偏僻的一些博物館和这郊的考古遗址，却令他象着了魔似的忘記疲勞，忘記了三餐，專程前往，不厭其煩地仔細觀察着每件器物並作好筆記，一看就是幾個小時，其專心致志、勤奮治学的精神着實令人敬佩之至!

    書，是知識的源泉，也是萌生專家學者的沃土。在京大研究室中，林巳奈夫總是不分上班或下班，安坐冷板凳，終日馳騁在知識的王國，治学至更深夜半，有時甚至忘記了吃飯。  節假日里，他唯一的去處就是到書店買書。只要該書對他的研究工作有點用處，他則不論書價多貴，都毫不猶豫地買回家。这已成為他數十年來的生活習慣。“爱書如命”、“爱書成癖”，正是林巳奈夫在學術上能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礎。據悉，在他退休搬家時，個人藏書整整運了五大卡車。其藏書之豐，勝過我國許多市、縣級的專業圖書館。
    正因為林巳奈夫教授的爱書成癖，並廣泛地搜集資料，故知識淵博，具有扎實的學術功底和非凡的洞察力。他數十年如一日地刻苦治學，惜時如全，筆耕不輟。  因而，他的學術成果在日本可謂首屈一指、卓著超群。據不完全統計，林巳奈夫教授已出版学術專著11、編著1O本、譯著3本，發表學術論文108篇，書評及其他文章34篇。研究範圍涉及到中國的史前、三代及至秦漠時期的青銅器、玉器、陶瓷器、全文、帛書、畫像石、車馬器、銅鏡、旗幟、儀禮、服飾、飲食、生活、造型藝術、雕刻及鑄造工藝、鬼神崇拜、文化編年、文明起源以及天文、地理、氣象與哺乳動物群等問題。其知識面之廣，成果之卓著，是不言自明的。他論著或觀點，常被我國和臺灣地區譯成中文，有些文章還被英、美、法等國家譯成英文或法文遠播于國際史學界。
    他每為文，往往先在占有大量資料的基礎上，逐層展開論述，把歷史遗迹、遗物和古代文獻記載緊密結合剖析，旁征博引地讓“事實”講話，避免主觀臆斷或随波逐流，其論據精辟入微且多有創獲。如我國以前對楚國的金属貨幣往往稱為“郢爰”，是林巳奈夫率先考證為“郢爯”，並主張“爯”是一種重量單位。此說已被長沙馬王堆汉墓出土資料所證實而為我國史学界所公認。再如30年代流入美國的良渚文化玉器，以前多被誤定為“汉玉”或“三代之器”。而林巳奈夫于1981年以其敏銳的眼光和超人的膽魄，將其年代提前到原始杜會晚期的良渚文化。其說受到國際史學界的高度重视。但當時我國有些專家却認為其說不可靠。后來在浙江省的余杭也出土有風格相同的良渚玉器，足见其說之不誣，我國史学界才對林巳奈夫非凡的論断十分敬佩。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相信凡拜讀過他的大作的人，自有一番感受，敬佩之情也油然而生!   

     由于林巳奈夫對中日学術界的貢獻多，在國内外影響很大，因而在1975年工月他被京都大学授予文學博士，7月又被晉升為教授。1979年4月東京國立博物館即聘任他為客座研究員。1983年4月又再次被晉升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学研究所東方部主任。林巳奈夫在日本有崇高的權威，是學術界的泰斗，因而在1985年被授予学士院院士，这可說是日本國内最高的學術榮譽。
    現在，林巳奈夫教授已光榮地退休，但京都大学聘他為終身教授。
    筆者與林巳奈夫教授曾有過忘年之交，深知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德高望重的大專家。我們為林巳奈夫教授的卓越成就歡呼，更為樱花國内有适樣的一位吾族精英而自豪!  同時也遥祝林博士寶刀不老，再創輝煌!
      本文作者：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