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臣可貴，以死直諫之臣尤為可貴。古代比較有遠見的君主，大都知道“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大都重視諫官的作用。唐
太宗李世民說過：“以銅為鑒，可整衣冠；以史為鑒，可明興替；以人為鑒，可正得失。”封建帝王大都知道聽言纳諫，匡弊救失，可以鞏固其統治地位。有些朝代退設置諫官，專司规諫。《周禮．地官．保氏》就說過：“保氏掌諫王惡。”西漢曾置諫大夫，掌議論，属光禄勋，無定員。東漢改稱諫議大夫。隋唐隸門下省，掌侍從规諫，凡四人。宋置諫院，初由門下省析置，以分隸門下、中書的左右諫議大夫為諫院之畏，退有司諫、正言等諫官，掌规諫朝政缺失，可以對大臣及百官的任用、政府各部門的措施提意見，和主管彈劾官吏的御史臺並稱“臺諫”。遼金沿置不改。明初也曾置諫議大夫，但不久即廢。
    我始祖比干公可說是諫臣之祖。
    林氏出自子姓。比干是黄帝軒轅氏的三十三世傳人，文丁之子，帝乙之庶弟，紂之叔父．佐紂為少師，封于比，所以稱比干。他看到紂無道，微子去，箕子囚，累諫不聽，于是慨嘆：“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即諫而不從且死，忠之至也。”他進言直諫，三日不去，紂問他何以自恃．他說：“善行仁義，所以自恃也。”紂大怒，說：“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確實有這回事嗎)?”就把他殺了，刳视他的心，焚他的面。
    有關比干公直諫而死的經過，唐貞觀六年(公元630年)中書令西河公温彦博的《林氏源流總序》即有記載。比干死諫，已不只是我林氏的榮光，而且為舉世所頌揚。
    今天，我們弘揚比干精神，首先就必須學習、繼承並發揚他的正直之道和忠勇之操。周武王伐紂，未下車就封比干墓，孔子親書“殷比干墓”，並說：“殷有三仁，公居其一。”可见比干公早已名重于當時。唐太宗李世民追贈比干為太師，謐忠烈公，並派司徒太子太師趙國公畏孫無忌等持節以少牢致祭。在<<追贈詔》中說：“况乎正直之道，邁青松而孤绝；忠勇之操，掩白玉而振彩”。在祭文中則贊譽他“不以險夷易操，不以利害變節”。  可见比干公已名著于后代。
    古代的君主納諫，總是為了鞏固其統地位。紂這個昏君，聽不進逆耳的忠言，自然
要覆滅。就象李世民這樣的皇帝，也並不都是能聽得進忠言的。據史載，魏征死后，他竟然撤消把女兒嫁給魏征長子的婚約、推倒為魏征樹的碑便是證明。古代的諫臣，也大都脱不了“忠君”思想的影響，都有其歷史的、階級的局限性。但是如果忠諫有利于人民，有利于推動社會的前進，那就應該肯定。比干的忠諫，其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為國為民，這正是他的難能可貴之處。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從來没有一個政黨、一個政府能够象我們的黨和政府這樣發揚民主，廣開言路。我們既為能生活在这樣的時代而自豪，就要弘揚比干精神，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積極為兩個文明建設進言獻策。
    其次，今天我們弘揚比干精神，就要象他那樣“善行仁義”。比干公之所以敢于冒乏直諫，正如他所說的，“自恃”的是“善行仁義”。現在我們對“仁”、“羲”已有新的理解。赋予新的内涵。我們應該認識到，扶正祛邪、伸張正義、敢于與壞人壞事作斗争，乃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我們弘揚比干精神，就要見義勇為，嫉惡如仇，象林則徐所說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囚禍福避趨之。”
    比干公不但是諫臣之祖，更是中華民族的典範，是民族性格的集中體現。讓我們弘揚比干公的高風亮節，繼承正直之道，發揚忠勇之操，為國家、為人民多作貢獻。
    (作者系原泉州電視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