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干文研》第三期，本人寫了《略談進忠言與實事求是》，意似未了，應該“再談”。
     從比干被谥號“忠烈公”談起吧。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個比較開明的皇帝。公元627年，唐太宗即位后，把歷代皇帝導致腐敗滅亡的原因歸納了三條：一、驕横自負，護短拒諫；二、荒淫墮落，不務朝政；三、親奸疏賢，暴虐于民。這大都是吸取了殷紂滅亡的教訓。他繼位不久，就對臣子們下詔說：有匡正他的過錯，指出他的毛病的大臣，他將以厚禄封贈。公元645年，唐太宗率大軍伐高麗經過街輝比干廟，親臨墓地，舉行了隆重的祭禮，並向全國郡縣頒發了《贈太師比干詔》，贈比干為“忠烈公”，逢為比干封了墓，修葺了祠廟。“忠”，指赤誠無私，誠心盡力；“烈”．指刚直，有高贵品格，為正義、人民、國家而獻身；“公”，乃爵位(公、侯、伯、予、男的第一等)。這里有尊敬之意。“忠烈公”意為“赤誠無私、刚直高貴、為正義而獻身的公爵”。自唐太宗封谥后，“忠烈公”就成了比干的專號，一直流傳至今。适說明歷代的人們認同追個封號，尊崇比干的為人為臣。
     比干對“忠”有明確的见解。商紂胡作非為，致使國危民不安，比干知道“君有過”：他認為，“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即諫而不從，且死，忠之至也。”因而敢于當面规勸商紂，連續三天不停。比干明知“諫而不從”，但“君有過而不以死争，則百姓何辜?”他是為進忠言而獻身的，“忠烈”之號，名符其實。針對比干被刳心，戰國時代的蔡澤有一段很妙的議論，他說：“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吴，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而鄰其臣子。”看來，進忠言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進言的，一方面是聽言的。敢進言，也要有能聽言的。君要明，臣要忠，國家才會興旺。有忠臣孝子而無明君賢父，那么國要出亂子，家要敗壞。
     人民同情那些忠心耿耿而遭誤解、迫害、殘殺的賢人。人民痛恨那些不聽忠言规勸而致使國家混亂滅亡，百姓遭殃的昏君。幾年前，我們到河南湯陰縣，拜謁岳飛廟。岳飛精忠报國，他的英名和爱國精神深深銘刻在世世代代中國人民的心中。而奸臣秦檜等人，被鑄成鐵像，反剪雙手畏跪着，千秋萬世受到人們的唾罵。适表達了我國人民鮮明的忠奸是非觀念和爱憎分明的感情。站在“精忠投國”的牌區之下，我們感慨不已。岳飛慷慨悲壯的英雄故事，八百多年來，一直在人民中流傳不息。岳飛堅決反對議和，得罪了秦檜一伙奸臣。當岳飛揮師北上，以銳不可當之勢收復了好幾座城池，準備直抵黄龍府之時，宋高宗和秦檜却下令部隊停止進攻，一天，連下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飛迅速南撤。岳飛回到臨安，立即跌入秦檜等人設下的陷井，被投入牢獄。1142年1月27日，岳飛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年僅39歲。臨終之前，岳飛飽蘸墨汁，寫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個大字，這是他滿腔悲憤的呼喊！岳飛的爱國精神在悠久的歷史上譜寫了悲壯的篇章。
     忠和奸是互不相容的兩個方面。忠是以爱國主義為前提，實事求是為基礎的。奸是以個人或小集團私利為目的，采用虚偽狡詐的手段，奸的是出賣祖國和人民、陷害他人的勾當。“爱國主義就是千百年固定下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列寧語)。這種感情，表現為爱祖國的河山和人民，爱祖國的歷史和文化，爱祖國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财富，把自己作為祖國的兒子，為祖國的富强和利益努力奮斗甚至英勇獻身。歷史發展的長河奔流不息，不同時代爱國主義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表現方式。比干秉直進忠言，客觀上為民請命，阻止社會倒退；司馬遷秉筆直書，實事求是忠于歷史；岳飛精忠报國；海瑞敢進忠言，為官清廉；林則徐虎門銷烟，率衆抗英。他們都是忠臣，他們的行為都是爱國行為。我們要學習和弘揚的是他們爱國主義的精神。我們所處的是改革開放的時代，有着鮮明的時代特征，我們弘揚爱國主義精神，就要維護祖國的尊嚴和利益，為祖國的繁榮富强和團結統一做出貢獻，實實在在地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這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作者系南安市政協文史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