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一心，福建泉州永春人，曾任福建省委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僑辦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等職，現在北京安度晚年。最近，他在北京寓所接受了家鄉記者的訪問。披露了一段鮮為人知的傳奇經歷。
    參加地下斗争，“福建小孩”歷難
    我是福建永春人，舊社會家里很窮，父親、哥哥到新加坡打工，挖錫礦，不發財，又回來種田了。全家都不識字，母親和哥哥都拼命要我讀書．我是跟表兄挑着一擔地瓜到莆田十中讀書的，念書時就受到革命的影響，1929年參加了反帝大同盟。初中畢業時面臨一個選择：要么讀書，要么參加革命，我看讀書很困難，盡管家里拼命想讓我讀下去，但我聽說中央蘇區有個紅軍大學，就想去那里讀書。當時省委就在廈門，在組織的安排下，我走到了廈門，但接頭的同志告訴我，汕頭的交通受到破壞，去不了蘇區啦，你跟我到上海去。我說好哇，没有任何考慮就去了，那時中央在上海。我個頭長得矮，人家叫我“福建小孩”，被分配到黨的秘密印刷廠當小工。后來才知道，中央出版印刷部有兩個印刷廠，一個是公開挂牌的，一個是我們自己的，從外面看，根本不象是個印刷廠，叫XX公館。進去后找我談話的負责人是毛澤民，他說這個工作很重要，是為勞苦大泉的，要不怕死。我說我不怕死，就要了我。毛澤民那時不到40歲，我們都叫他“老頭子”。
    任弼時同志的妹妹叫任培星，也在這個廠工作，我們就是那時認識后結婚的。前后共生了一男二女，因為從事秘密工作，孩子刚會說話就得送走，大孩子趕上一個機會托在上海讀書的鄉親帶回永春老家，另外2個女孩都送進上海外國人的育嬰堂。上海解放后我們去找過都找不到了。地下工作要求高度保密，孩子一會說話就得送走，怕孩子不懂事，别人一問，說我家里有許多叔叔阿姨在于什么，那就糟了。我們開會都是假装在打麻將，四個人打牌其余人圍觀，當時環境很險惡。
    1935年上海黨中央受到破壞，幾次大的破壞我都在上海。其中有向中發、顧順章被捕后叛變，給地下組織造成極大困難。叛徒很厲害，一看見就抓人。后來黨中央提出要武装自己，堅決跟敵人拼，只有拼才有跑掉的希望。所以我們就想了不少辦法，藏槍不可能，小刀子退可以，但最常用的是手里揣着一瓶酒，抓人的時候跟你干，那酒瓶子往腦袋上砸過去也够嗆，所以后來叛徒學乖了，一看见共產黨就溜了，從瘋狂抓人到偷偷地逃避了，這對我印象是很深的。
    在地下斗争最困難的時候，我的妻子任培星患肺結核死了。她去世后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退專門來看過我。當時雖然與上级黨組織失去了聯系，但憑着自己對黨的信念，仍積極開展對敵斗争，繼續發展組織，按照黨的方針政策進行工作。千里徒步赴延安，練就一副鐵脚板
    1935年7月，地下黨遭到嚴重破壞，組織上調我到浙江，任中共浙江省金華縣委書記，金(華)衢(州)特委組織部良、書記、省委候補委員。1939年我當選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代表並任負责人帶隊赴延安。當時劉英是浙江省委書記，也是黨的“七大”代表，工作走不開，就叫我帶隊到延安開會，一路走着過去，在沿途八路军的保護下，穿越過敵占區，通過不少封鎖线，整整走了13個月，到1941年才到達延安，在黨校一部學習，整風運動中接受了政治審查，不久當了中央黨校一部秘書科長。當時毛主席任中央黨校校長，彭真同志任副校長。  出席“七大”后，按照陳毅同志的指示，要我組織江浙干部隊去江浙地區做地下工作，為以后解放江浙地區做準備。在延安，我認識了现在的妻子李葳，她原是上海學生，1938年到達延安。當時她在陝甘寧邊區聯防軍政治部工作，我把她調到江浙干部隊，準備和我一同回江浙地區工作。1945年8月，我們離開延安，走到山西麻田時，日本投降了，接到中央來電，要我們干部隊轉向東北趕到東北局報到。在離開延安時，組織上给我配了一只骡子和一個馬夫。我很會走路，一般不骑骡，大部分给走不勤的人騎。干部隊一直走到錦州才坐上火車，把馬夫和骡子交上去，挟配一個警衛員，就這樣到了黑龍江，任黑龍江軍區政治部主任。當時省委書記是王鶴壽。黑龍江刚解放，復雜得很，國民黨散兵、土匪很多，有個縣委書記就是被新招來的警衛員打死的。因此在征兵時，我親自下去考查新兵，親自談話，對出身經歷不好的就立即清除出去。由于中共黑河地工委書記在來省開會時遭土匪襲擊身亡，急需用人，組織就又讓我去做地方工作，當了黑河地區的第一任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干了幾年，開始南下。福建解放后，張鼎丞任福建第一任省委書記，調我到廈門任市委書記，李葳到軍管會任青年工作隊隊長，做組建青年團團市委的工作。團市委成立后任第一任專職副書記。
    介绍王亞南、盧嘉錫入黨
    大概1956、57年，福建省根據中央決定，發展了一批高级知識分子入黨。那時候要求有省委的負責人直接負責，省委指定由我負责。頭批入黨時幾個人都是我跟他們聯系的，我和他們都見過面，有的退親自談過話。當時有王亞南、盧嘉錫，遭有省里三個專家：一個是省立醫院的院畏李温仁，一個是婦產醫院院畏夏美瓊，退有省立醫院内科主任錢維順。王亞南同志當時是廈門大學校畏，是很克己的，他的夫人生病了，他就說你不要拿工資了，就没有拿工資。王亞南去世以后我去看她，才知道她退是没有拿工資，我跟省委講了一下，象王亞南同志這樣的人應該照顧，后來才照顧了。

      周總理點名要我搞僑務
    我不是華僑，嚴格說，只能算是僑属。我父親到新加坡做五、六年工就回來了，但我對華僑有感情．我們閩南華僑多，華僑艱苦創業，作了很多貢獻，孫中山說華僑是革命之父。華僑退有個特點，熱爱教育，象陳嘉庚就是杰出的代表。我是1965年9月調到中僑委的。當時周總理說，中國華僑多，華僑主要是福建、廣東兩家，而最大的華僑陳嘉庚是福建人。現在在中僑委工作的你(廖公)和方方都是廣東人，因此你要從福建省委調一個福建人來做你的助手才好!當時我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處書記，這樣我就到了中僑委任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兼政治部主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印尼大量排華，中央要廖公去接僑，造反派反對，要方方去，也反對，最后要我去，造反派也不同意，說我是走資派。總理發脾氣了，說你們到底要干什么?這才定了我去。我能擔當适項任務，是因我刚調到北京，目標辽小些，冲擊也小一些。廖公、方方他們挨斗，接僑去不了，讓我去；國慶上天安門也是我去的。粉碎“四人幫”后不久，我調任國務院僑辦任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主持僑辦的常務工作。给華大看“風水”，結下了不解之緣
    福建我每年都回去一次，華僑大學給我挂了個副董事長在那里。華大跟我有一段歷史因缘：那時候，中僑委要辦華僑大學的時候，想定點在福州。當時我在福建省委工作，負责跟他們聯系。華大的校址是張速和我兩個人在那里定的。所以我跟他們開玩笑說，華大的風水是張速和我兩人看的(笑)。張速當年是晉江地委書記，過去他在閩西南打游擊。
    華大創建時，廖公兼校長，我兼兩任華大黨委書記。文革的時候，華大受到破壞，撤銷了，改成醫科大學，我也靠邊站了。后來又回去復辦華僑大學。復辦期間，又是廖承志兼校長，我兼校黨委書記。現在改革了，成立了校董事會，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责制，董事畏由省畏賈慶林兼任，他刚當省委書記又調到北京來，才抉上陳明羲。
    華僑大學刚成立時，黨委工作就是我負责的。三中全會以后，要恢復做華僑工作，所以華大恢復起來，也是我在那里抓的，我退是比較關心和注意這個問题(指思想政治工作)。華大給我挂了個副董事長，我認為這是我每年到福建一次很正經的事(笑)．董事會每年要開一次滙报會。
  香港之行：一件不拿，一頓不吃
  我适人是既不想當官，也不要發財。我没有出過國，每次有出國任務都讓其他副主任帶隊去。我在僑辦一直主持常務工作，叫我當主任我是不當。廖承志一定要我當，我給他寫信說，我說我最多只能當黨組書記，不能當主任。在僑辦，日常工作、港澳臺全都是我管的嘛。廖承志跟别人講，僑辦交给林一心管我放心。1981年我去了一趙香港，是廖公一定要我去的，說是組織上交的任務，處理僑辦在香港的黨務工作。廖公說，這一次你一定要去，因為文革中僑委撤銷以后，把香港的黨的組織交給外交部了，外交部跟僑務工作斷了踐，所以說你一定要去。我没辦法只好帶一個工作組去了，帶的是司處級干部，連秘書一共6個人。走以前我開會宣布，出去有一條：就是一頓不吃，一件不拿，你們香港一定有親戚朋友，一個人拿一件回來，影響就不好。大家都表示没有意見。我是“十二大”代表。因為要出席這次會議，就提前帶着秘書先回來。回來的時候提着兩個包，進海關時，海關人員問：首長，你帶的東西在那?我開玩笑說：“七機八機”，都在后面呢，送給你們好了。
    港報稱“林一心是伯樂”
    在福建省委當書記時，分管組織、黨群、人事工作。1978年福建省開模範教師大會。會上，我看見一個小學生土臺祝詞，祝詞寫得很好，我聽了以后很激動。我想了解個底細，就對團省委和宣傳部的人說，你們去看一看，到底那個小孩子的祝詞是不是他自己寫的，如果是這個小孩子就了不起了。如果是别人執筆，也肯定是個人才，一定要找出來。他們就去找了，說是福一中的老師陳佐洱。發現了人才，宣傳部、團省委、組織部好幾家都要他。后來他到團省委編《福建青年》，搞得很不錯。過了一段，僑辦和中國新聞社就都想要他。中新杜把他調到福建分社去當社長。他在接待首次到大陸采訪的《自立晚报》兩名記者時，表現不俗。臺辦對他印象很好，想把他調到對臺辦去工作。陳佐洱猶豫不決，來我家征求意見。我對他說，還是到港澳辦去，臺辦一般都是要臺灣籍的。  于是他就到港澳辦去了，搞了一段以后，就被派到香港去工作了。在香港他經常跟群聚见面，特别是廣播電视界，在處理一些問题方面都比較得當，香港對他的反應都不錯。港方知道這個人才是我發現的，报刊稱“林一心是伯樂”。
    1999的心願
    再到香港看看，前兩三年之前，我有這個想法。最近這個想法没了。因為最近1997年去的人太多了，旅館都訂滿了。我倒有個想法，1999年澳門回歸的時候，我到澳門走一下。
  (本文作者系北京新華社主任記者、《半月談》雜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