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干文研》第九辑中，本人写了《比干的旗帜一一“善行仁义”》一文。言犹未尽，因而再说说“善行仁义”之本质。
    比干的惊人言语是：  “善行仁义所以自恃!”，这是比干回答暴君纣王的铿锵之语，其意思是说：  “认真地施行仁义，是我处事所依靠的准则。”因而，惹得纣王大怒，  “杀比干、剖腹验心。”这是历史上极惨烈而悲壮的一幕。
    纣王怎样杀比干?为什么杀比干呢?
    这是问题的两个方面。怎样杀，是场面、是形式、是手段。作为帝王，用极其残酷的手段，  “剖腹验心”．杀自己的亲叔父。是毫无人性的。它引起了世人的强烈愤怒，而后群起而攻之。至今人们仍在声讨这种不仁不义的暴行。仍在怀念这位为仁义献身的先哲。这是民心所向。
    历史常常是以具体的形式和内容相结合来体现某一重大事件的。激烈的矛盾冲突发出了闪光的亮点，在历史的天空中如同闪电一般，从而永载史册。  《中国历史》教科书这样写着：  “商纣不听任何规劝。他的叔叔比干，为人正直，几次向他提意见，商纣残暴地将比干挖心处死。”
    历代的人们赞颂比干的忠谏直言、杀身成仁，对比干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从而，形成一种优秀的传统。因而三千多年来比干之心因正义而闪亮。然而，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纣王为什么要杀比干，这是原因，是内在矛盾，是冲突的关键。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也是本文着重要探索和阐述的。
    孔子说：  “殷有三仁”  “公居第一”。三仁其中一位叫箕子的，也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人。商纣开始之时，纣王的表现还可以，吃穿也没有多大的讲究。在比干辅助下，平息外患，发展生产。做了贡献，他以为胜利了，以为自己就是“天”，可以为所欲为了。有一天，他要工匠用象牙给他制作筷子。这事儿要是一般人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奇怪，一国之君用象牙筷子，那是国家富裕的体现么。可是箕子深谋远虑，他担心纣王会有变化。有了象牙筷，那该配什么碗呢?陶瓷的不行，就换成玉石、犀牛角制成的精美器具。吃的呢?再也不是瓜豆粗粮，一定要山珍海味。穿的呢?粗布衣是不行的，要绫罗绸缎。生的呢?茅屋已不成体统，要堂皇的宫廷。箕子真的是有先见之明，只过了五年的功夫，从一双筷子起变化，再加上一些小人吹吹拍拍，投其所訐。纣王演变到了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的地步。他大建宫殿，王宫中到处挂着各种各样的兽肉，多得象树林一样，盛放美酒的池竟大得可以划船。还有一群裸男裸女在互相追逐奔走……。箕子眼见纣王变坏了，国无宁日，民众怨声载道。他去劝说纣王，被关禁，后来送去服苦役，被迫装疯，纣王的庶兄微子看到纣王滥施刑戮。骄奢淫逸，暴戾拒谏，劝也不听，只得逃亡他乡。
    纣王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认为自己就是“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苍生。尽皆是王者的奴隶。  “顺王者昌。逆王者亡”。他不把百姓当人看待，而是当为会说话的工具，如同牲畜一般，可以随意杀戮、烧烤、陪葬。他统治下的人，是没有一点人的尊严的。
    比干看不下去了。他认为“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他明知进谏必死，却一连三天进宫犯颜直谏。他是为百姓而直言进谏的，他借着“认真施行仁义”作依靠，同纣王争抗。矛盾的冲突在于：  “善行仁义”，还是“残暴戮民”。其核心是：怎样对待人民。
    怎样对待人民，是考察“君主”、“圣人”以至一般人思想的试金石，也是社会形态、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如果以“怎样对待人民”为主线来考虑，是可以发现其前进的轨迹的。同样，人在思想的发展。如果以“怎样对待人”主线来考虑，也是可以发现其前进轨迹的。如同人的成长一样，人类社会的成长也有其幼稚的童年。童年往往天真、愚昧、任性、不成熟，那时崇拜天、崇信神仙、迷信鬼蜮等等，因而祭祀风行。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杀戮。基本是弱肉强食，原始社会就在这中间折腾了好长的时间。奴隶社会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奴隶主的统治日益加强。然而，物极必反，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是毫无人性的，有压迫就有反抗，奴隶的反抗是必然的．这是一种规律。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尊重规律，遵循规律。社会才会发展。  “奴隶是人或不是人”是奴隶社会中有重大争辩的思想问题。对已取得统治地位的奴隶主．为维护其所得的利益，当然站在其立场上继续压迫奴隶，不把奴隶当人看。而统治阶级中的明智者、清者，尊重规律，站在奴隶一边，为受压迫者鼓呼。要求统治者尊重民意、尊重人格，不管怎样说，是对人民有利的。是爱国利民的表现。这样，对“人”的重视。引发了人本文化的兴起。殷商时期，是奴隶制社会从顶峰走向下坡的时期。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曰益尖锐。  “神治”  (天治)与“人治”  (仁治)．发生了冲突。提倡“善行仁义”，就是提倡尊重人，如孔子解释的，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有了民主的萌芽，人性的萌芽。追溯关于“仁义”的提出，可以了解到。人本民主不是现代文明才有的，它的根源在三千多年前就有了。只不过在发展的过程中，十分曲折、十分艰难罢了。
    历代的帝王、将相、圣人、才子称赞比干是忠臣，是站在当时历史立场上说的，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然而，由于对文史的探索。由于十多年来对比干文化的思考，我总觉得，从思想文化角度来讲，比干不仅是“忠臣”两字所能慨括的。应该把比干放在殷商末期，历史将产生重大变革的特定时期的环境中来思考。从而获得更本质的东西。
    历史的总体是前进的，当然也会出现曲折。
    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往往有两条道路，即前进或者后退(后退是没出路的，但也出现过。称作复辟)。然而，说到底，矛盾的冲突，往往是两种不同文化的较量。既可能妥协统一，也可能一方战胜另一方。殷末可以看作中华文明的童年时代，纣王的暴政。就是这种任性文明的体现，是不理智、不成熟的。比干的“善行仁义”是理智的。代表着当时先进的思想。  “暴政”与“善行仁义”产生了冲突，从表像看，比干被剖心而死，好象是失败了。然而，比干逝后二年。纣王被周武王推翻了，殷纣灭亡了。这充分说明周武王把“重民”写进自己的政治纲领之中，并封葬比干墓，赐比干后裔姓林，比干的仁义得到肯定。而后，孔子剑刻比干墓，赞比干为“三仁第一”。  “仁义”由孔子传承并加以发展，是有其先进性的。到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是有一个比较民主的人文环境的，各家论述的重点不再是“神”，而是“人”。由此看来，从比干至孔子至百家争鸣，其核心思想“仁”，即民主的人本，是在发展着的，  “平等待人”的精神得到发挥。因此说，比干文化是中华文明中“仁义”思想的根，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人本的根。
    可叹的是。历史也会转弯。汉朝废除百家，独尊儒术，把闪亮的百家争鸣局势压抑。把人本民主压抑，出现了官本位的特权制，封建的宗法制。漫长的封建社会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历朝相传，很少改变。孔夫子的地位越抬越高，其目的还是多为统治者服务。被那些为官不廉，为富不仁者，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伪君子所利用。因而．让人对孔家的仁义，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应该肯定，孔子学说中的有关为人处世。平等待人，教育思想等是闪烁着平民思想的光辉的。这些精华部分应该继承，我在《三仁胜苑联文》中撰写的“敬老尊贤承祖训，谈仁说义睦乡邻”就是称赞平等待人之意。
    文化研究离不开对历史人物的研究．鲜活的人物创造了历史。因而，要把历史人物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去考察．要有一个人民性的标准。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孔子提出的实行“仁政”，就是要“仁者爱人”．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里“民为国本”，民是最重要的。唐太宗提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这都是民本思想的体现。中国历代开国名君和名臣，都很强调这一思想，可惜坚持不长。
    比干精神宝贵之所在，是在中华文明古国努力摆脱愚昧童年时代的时刻，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怀．这是富有人性的中华民族的民本思想(即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历史过去了三千多年，比干的光辉仍映现在人民眼前。这是一种历史传承的真实，是人心的写照。
    中华民族该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  “忠君”、在“君”代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历史前提下是应该提倡的。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是值得继承和借鉴的。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新的价值观．将经受实践的检验。这些新的价值观，经历史的陶冶与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因而更丰富和鲜活了。
    对人民的认识经历了漫长、复杂的过程。如今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时代到来了，我们仍然怀念着为争取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历代先驱们。我们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