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氏通用对联里的“三仁”出于何处？
《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荀子·议兵》：“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 …”
《史记·殷本纪》: 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 廼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

【宋】方大琮《殷有三仁》
（比干 箕子 微子）
 
事有不同所处而同其心，仁者为之，圣人知之。夫天下之变故无穷，而仁人君子之用心无二道也。间有当其会而适其穷，苟无异道，则所处者宜一，而死生去就之不同，是诚何心哉？嗟夫！无圣人之论，仁人君子之心其谁知之？彼其设心措虑,夫岂素有所择?而变故之来,不能以尽如吾意,要必有以处之,而去就或异向,死生不同道,形迹疑似之间,若不能以槩定。而仁人君子之自为者揆之理而正,质之心而安,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意,是岂浅鲜者之所能窥哉?知此则知夫子论三仁之旨矣。‘殷有三仁’,请申吾夫子之意。吾尝闻圣人之言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则人必杀身然后为仁。又曰‘可以死,可以无死’,死非其地,尤所不可。由世俗之论,则管仲之仁岂非所谓求生以害仁者乎?伯夷之仁岂非所谓 可以死可以无死者乎?而吾圣人皆不以是论焉,况夫世变之适有所遭,而仁人君子之心随寓而随定。《柏舟》之仁人不能奋飞,《羔裘》之大夫以道去国,乘舟之二子争相为死。一死一生,一去一就,无非行此心之正,以达天下之变,非曰苟同苟异也。诚使天下有道,君臣同心,则斯人也,为皋、夔,为稷、契,为伊、傅、周、召,雍容进退,以其君显吾身,无仁人之名而天下享仁人之福,曾谓世变之不可槩定耶?故周公之心不见于左右相王之日,而见于跋前疐后之时;屈原之志不见于议国事出号令之时,而见于憔悴江滨之日。仁人君子每于危疑变故之中见之,知此则知夫子论三仁之旨矣。夫以王之懿亲,恩莫隆焉,国之元老,位莫崇焉。方殷之将丧,自夫人言之,固已不胜其中心之哀,况休戚所关耶?即三子之时,以逆三子之志,观其所处之异,以求其所同,则知三子不昌言于朝而私议于家,不显谋于国而託谋于身,则三子之事诚有大不获已者。向使牧野之师一举,殷家之鼎遂移,而相顾咨嗟,继之以死,则六百年之宗祀馁矣,而三子乃能以死邀名耶?死生去就,要必有道,而三仁之称, ,非夫子其谁知之?且夫微子之去也,非薄其君也,非爱其身也,而成汤之不祀,吾深惧焉。观其有‘吾家耄逊于荒’之言,宁忍负君,不忍负宗社,浩然而去,人其谓何?而‘王子出迪’之语,箕子虽深信之,而复不同所趋焉。谏而不听,犹有所当勉者,何至于徉狂以辱其身? 或者天诱其衷,君之恶不稔,而犹足与为善,其所以隐忍于此者,不以语诸人,而自靖一语,天地鬼神实临之,此王子所以决于行遯,而比干亦自知所处矣。存亡继絶,则微子任其责;榜徨俟命,则箕子当其事。故惟终始忠谏,以尽吾臣节之所当为。其济,社稷之灵,不济,死不敢爱,是岂匹夫匹妇之为谅哉!不要其心,则三子之事吾知后世以异观之,而《微子》一篇之旨终难明矣。深乎,三子之心乎!渊乎,夫子之论乎!非三子无能行之,非夫子无能知之。虽然,三子岂乐有此名也?天不殄商,王速念乱,则吾之仁何自见?去就之决,死生之审,终无救商之亡,而既获仁人,焚炙忠良,至以为奉辞伐罪者之藉口,则吾何以此名为哉!或者犹谓囚奴横死为三子之不幸,而他日礼访褒封为三子之幸，嗟乎!若三子者,其可以幸不幸论哉?天不祚殷,固三子之所甚戚,而天命有归,吾心亦释焉。此其所以为仁,虽夫子不能以语人,吾何以论其幸不幸云。


“周灭殷商后，商朝的箕子向周武王陈述了中国第一部宪法（宪纲），就是《尚书》中的《洪范九筹》，这是殷商遗留下来唯一可以征信的文献。后来箕子离开周朝到了朝鲜，开创了箕子朝鲜，建立了一个东方君子国，是朝鲜的立国者，也是儒家宪政最早的开创者之一。”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儒家宪政主义”首倡者杜钢建如是说。

杜钢建说，箕子与比干、微子并称为商纣王时期的“三贤”，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微子》中称赞的“三仁”（三个仁人）。因为商纣王残暴不仁，且不听任何劝谏，箕子只能装疯卖傻以求自保。周武王推翻商朝后，就治国之道请教箕子，箕子向周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也就是宪法意义上的根本大法，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中国渊远流长的阴阳五行学说也是首次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箕子因而被誉为中华第一哲人。

箕子在殷商时不得其志，不行其道，作为殷商旧臣又不愿为新周朝效命，于是率领商朝五千遗民，“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在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是为“箕子朝鲜”，传国千余年，比周朝历史还长。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

到了隋朝，日本圣德太子以儒家思想为主兼糅佛家思想，制定了日本最早的宪法，即《宪法十七条》，这是儒家宪政在日本的体现，这种儒家宪政传统也影响到了今天的日本，日本很多首相都熟读中国儒家经典。在中日佛教界，均认为圣德太子的前世是南岳衡山的惠思大和尚，因而日本的宪法与湖湘文化也渊源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