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濂江林氏家谱》记载，自元美公开始，辈份的命名，采用《易经》的首句：“元亨利贞”，故文安公字亨大（属亨辈）。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明成祖于北京建设新都紫禁城。至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基本建成。翌年，明朝中央政府迁都北京。这一年，即夏历辛丑年（永乐十九年），成祖开科取士，元美公中了进士，因成祖于甲辰年——永乐二十二年逝世，故说“永乐末进士”。《家谱》记载：元美公考取进士后，“授上犹令，用大臣荐擢宁海知州。天顺初再擢抚州守。越二年致仕归”。“上犹”是江名，源出湖南汝县，流人江西。“上犹”作为一个县，五代南唐时置，民国初属赣南道，即现在的赣州一带。过去的县长称“令”（副县长称“县丞”）。这地方土匪很多，元美公采取“宽严并济”办法治之，社会治安立即安定。故兵部尚书手谦甚感满意，擢升他为宁海知州。“宁海”即浙江台州。“守”唐时称地方官为“太守”，后改称“知府”。元美公在各地做官，经常深入田野劝耕，其政绩为人民所称道，再次加以擢升为“抚州知府”，府治在今之江西临川县。天顺初，即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这篇传记重点人物是写林瀚，只是附带提一提元美情况，所以省略了其他二个官职，剩下最高官衔“抚州知府”。过两年，于谦被冤杀，因此就告老返乡，在濂浦建“四知堂”。意思是：我历任知县、知州、知府，朝廷待我这么好，现在应该“知足”了，以修心养性为本。成化系宪宗见深之年号。成化二年，即丙戍年（公元1466年），文安公中进士，入翰林院，不久考得庶吉士。“庶吉士”是官名，为内廷供奉官，专司制诰、掌秘书著作之权。文安公廷试时名列“二甲三名”，书法甚佳，所以具备了“庶吉士”的基本条件。授，由皇帝进一步任命。“谕德”亦系官名，相当于皇帝的专职秘书。取得这个官衔是很不容易的。其中还经过丁酉（公元1477年），文安公参与续修《资治通鉴纲目》任务完成，获得朝廷宝镪《白银》之赐。至丙午年（公元1486年）又晋升“左春坊、左谕德”。“请急归”——请假回乡扫墓与省亲。宪宗死后，其子朱祐樘即位，改元弘治。初年即元年（公元1488年），帝召文安公修《宪宗实录》（把宪宗的言行整理出来）、，并充任“经筵讲官”（明朝中央政府规定、，上自皇帝，下至六品以上京官，每年春秋二季，均要读书。多是读《经书》，由经筵讲官主讲，听课后，皇帝可提问，然后再解答，皇帝亦可发表自己的见解）。“经筵讲官”一职，当时有崇高的荣誉地位，后人多称为“国师”。不久，升迁为国子监祭酒。园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入学者多系高级官员子弟，称太学生。所以国子监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学校。“祭酒”，官名，即国子监的长官。这个机构是由礼部领导的，文安公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提为礼部左侍郎（副尚书）时，仍然兼任国子监。典（典守，主其事者B典）国学事，一直达十年之久。朝廷供应文安公个人膳食费每年数达数百缗，折银百余两，全部上缴中央积蓄起来，创建官署一所（连同宿舍）。从此时开始，监中教员和学生都可在里面住居。免得像过去那样，赴京读书的学生和教员自行在外租赁（僦）小屋。已未年（公元1499年）转入吏部，前后任左、右侍郎，专职考察高级干部的言行政绩。皇帝还准备提拔他为北京吏部尚书，被皇帝身边的人讲些坏话而停止。第二年，即弘治庚申（公元1500年）调往南京（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为陪都，负责处理南方各省政务）。“拜”是对被任命者之尊称，与“拜帅”的含义同。这一年，刚好遇上灾害严重，文安公率所属幕府人员上陈（向皇帝条陈）十二件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庄田、折盐钞、严军政、省供应、收才望、禁奸贪、停不急、宽民力。这都是针对南京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十二个需要着手解决的大事。多为朝廷所采纳。王献臣是好官被捕了，即上书申救；孙伯坚等人非进士出身借着宦官势力可以做内廷的文官（中书舍人），文安公反对这种做法，故上疏抗争。但是，他的意见有违皇帝的旨意。于是文安公即提出辞职，又不批准。不得已就郑重其事地向皇帝上奏四项带有根本性的大事。翌年，文安公拟告老，皇上留之再三。他论事侃直，海内土大夫弥慕公名，与莆田林俊，金华意懋，江西张敷华，号“留京（南京）四君子”。
　　武宗执位时，老臣马文升要离任了。北京“给事中”（官名）丘俊、御史石介（《家谱》作玠）推荐文安公担任此职，从南京吏部尚书调升北京吏部尚书，这是符合当时的官制规定，但都司礼监刘瑾说坏话排挤文安公，故皇帝改用焦芳为北京吏部尚书，不久提为“大学士”（即宰相）。焦芳是宦官，与刘瑾同伙。文安公受皇帝召见后甚为警惕，立即离京，以疾病为由向皇帝辞职，但文安公是武宗少年时的老师，自己原定林瀚来北京辅政，现在又要其回南京，似乎不当，遂改文安公兼南京兵部尚书（明朝规制：文人当国防部长），“参赞机务”一—也等于内阁大臣，代表皇帝处理南方各省重要事务。皇帝以此办法缓和文安公与刘瑾之间的矛盾。文安公在回返南京途中，向皇帝提出这四点建议，以尽教师对学生的最后劝告。回至南京才接阅诏书，知道新的任命（所以文安公的最后官职称“大明吏兵二部尚书”，神道碑上就是这样铭刻的）。当时北方与南方均出现较为严重的灾害，林瀚及南京诸臣向皇帝条陈时局形势十二事，内容有：亲贤远佞、戒饬边备，崇俭尚德，增加贡举，清吏革弊、广开言路等。因为所说的话涉及皇帝身边的坏人，所以多半行不通。
　　明朝在各省都派太监，以中央官员身份督察各省政治，称“守备中官”。文安公性格刚直，铁面无私。内臣均知武宗帝爱奸臣和宦官，所以多半内外勾结，互相赠送宝物（或地方物产），这许多东西如经过南京，文安公不准派公船运输，遂引起司礼监刘瑾的不满。刘瑾见武宗贪玩，不理朝政，引诱他在外建豹房住宿嫖娼，以麻痹皇帝的思想，便于自己阴谋夺取明室江山。刘健、谢迁均系弘治年间孝宗皇帝的忠臣，教宗病重临终前专门召见这两人，要他们辅助太子。但武宗乃“花花公子”，根本不听两大臣的话，并且罢掉他们的官职。这使得文安公大为失望，连声叹气、感到可惜。在南京的给事中戴铣曾上书婉留刘健、谢迁，并弹劾刘瑾的罪行，奏书给刘瑾扣压，刘瑾先下手为强，派出锦衣卫特务到南京逮捕戴铣。这时许多人都不敢经过戴的家门，戴离京时，唯有林瀚去送行，还赠其费用。瑾大怒，第二年二月，拷打戴铣等人，逼他们制造假供，诬瀚是他们的同党。文安公大祸临头了。还好北京吏部侍郎才宽闻知此事，奔告于瑾，替文安公解脱说：“林瀚累朝名德，你这样做，会失去天下人的心”。才宽过去曾任刘瑾家乡（西安）的太守，与瑾有交往。这时，瑾相信了才宽的话，怒稍止，但仍然假造皇帝的圣旨，指文安公与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等六十余人为奸党，并且张榜于朝堂，以告天下。直到刘瑾篡权事发（在他家中搜出许多准备造反的武器，武宗帝才清醒过来，但为时已晚，明朝的气运将尽了），才恢复文安公的官职，文安公不再赴任。帝准予每月发给原薪金（以粮食计）和使用的人员，如同在职尚书一样。不久，又命福建地方长官每届年节必须去慰问文安公。因此，文安公就在福州建个尚书府第。清兵人关时被占有“将军府”。民国时改为“营房管理处”，抗战期间我偶然有机会住进府第半个月，见内有亭台楼阁、假山等古代建筑物。日本投降后，此地改建“省立医院”，至今还有两个太湖石立在高级病房走道边的绿地上。文安公八二余岁时，身体尚健康，晚上在油灯下还能作书点画。逝世时，子孙均在侧，他什么话都没有讲，只告诫子孙三个字：“学吃亏”。——这反映了古代官场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林萱治
《林氏研究》第三期（19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