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公因支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劾宦官刘瑾，於正德元年(1506)被降三级，从吏部尚书谪居淅江左参政，次年又被诬为奸党。这是文安公从政中的大事，要了解这段历史，就必须懂得明代的宦官政治和刘瑾其人。

明代的宦官政治

　　明代政治之腐败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宦官当政。明太祖朱元璋“罢承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1]原宰相职权，便分散六部，而由皇帝来总其成。仁宗朱高炽以后设内阁，但入阁办事；职在批答（奏章），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虽设内阁，但徒有虚名。所以明代的中央集权不仅集权于中央政府，而是集权于皇帝一人，全国政务集于一人，精力再盛也忙不过来，只好让终日追随左右的太监来帮忙，此例一开，便一发不可收拾，其结果是大政旁落於独夫的宫奴手中，内阁、六部都得俯首听命于独夫的宫奴。“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2]宦官当政且揽大权，激起了大臣们的不满和抗争并影响全国，造成政局不稳，为了维护独夫的统治便产生了以宦官操纵的特务机构，以加强对异已的镇压。
　　刘瑾本姓谈，依附一个姓刘的宦官入宫，就冒姓了刘。正德元年(1506)，掌司礼监。
　　司礼监是明代设在宫内的宦官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的首席衙门，是一切宦官机关的首脑，也就是明代特务组织的最高指挥机关。司礼监主要人员有掌印太监一员，秉笔随堂太监八、九员，他们的职责是批答大、小臣工的一切奏章。司礼监下设文书房，掌房十人，相当於机要秘书。司礼监大权在握，凌驾於内阁之上，成了“真宰相”，而内阁的挂名宰相，只有拱手听命，仰其鼻息了。司礼监头头刘瑾自然就是权倾朝野的人。
　　明代设在宫外京城中的宦官特务机关有东、西厂、内行厂，是负责侦缉、刑狱的极其惨酷的特务机关。内行厂是刘瑾设立的，因他对自己手下的特务机关也不放心，所以设内行厂，成为监视一切特务机关的机关。分布在京城外的特务机关就更多了，如南京等四地守备，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织造，各省及要地镇守，广东、福建、浙江三地市舶司等。
　　衙门多，宦官人数也多，人称“千百衙门，十万宦官”。“（李自成破北京）时中珰七万人皆喧哗走，宫人亦奔迸都市。”[3]若将分散在外的计之，总数就是十万人。

文安公与刘瑾的斗争

　　刘瑾在武宗朱厚照当太子时侍奉左右，朱厚照登极之后便得了势。朱厚照即位时才15岁。在当太子时，名声就不甚佳。文安公於弘治十七年(1504)，孝宗朱祐樘晚年时上的奏折《修省四事疏》，第二件事就是“启佑皇储，以重天下之根本。今春宫毓德，朝夕讲明经史，皆文学儒臣，辅导左右。罔不仰体圣训。伏望皇上万机之暇亲试皇太子讲习经史，通悟如何？德业进脩如何？屏耳目之玩，成戒禁苑之游。观然此，必皆宫庭所已行者，但臣远莫能知，狂瞽进言，万一上契圣心，则培植天下万万年之根本，端在此矣。”文安公风闻太子朱厚照学业不进，荒於嬉戏，故向朱祐樘进言，以委婉之言语要他加强对太子的管教。
　　朱厚照即位，刘瑾“与马礼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并以旧思得幸，人号“八虎”而瑾尤狡狠。……日进鹰犬、歌舞、角抵之戏，异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进内官监，总督团营。孝宗遗诏罢中官监枪及各城门监局，瑾皆格不行，而劝帝令内臣镇守者各贡万金。又奏置皇庄，渐增至三百馀所，几内大扰。”[4]正德二年(1507)在宫外建“豹房”，终日在宦官、倡优、喇嘛、异域术士的包围中。
　　首相刘健、次相李东阳、谢迁都是朱祐樘临终前受命的顾命大臣，见朱厚照之行径，皆抗疏论谏，朱厚照不听。他们又联络言官文章论奏，请诛刘瑾。双方对立非常尖锐。但大臣们最终斗不过正得幸的宦官，而告失败。刘瑾反而被提升掌管司礼监，气焰日炽。
　　文安公始终支持刘健、谢迁等劾瑾。因此亦卷入这场斗争之中。现将朱厚照即位后发生的关连到文安公的几件事叙述於下：1、“正德元年(1506)四月吏部尚书、冢宰马文升去位，言官邱俊、石介等荐瀚，帝用焦芳，乃改瀚南京兵部参赞机务。”[5]焦芳者，刘瑾手下第一狐狗，其“居内阁数年，瑾独乱海内，变置成法，茶毒缙绅，皆芳导之。”[6]2、刘、谢等劾瑾失败，遭罢免。“给事中刘菃、吕翀各上疏请挽留他们，奏稿传到南京守备武清伯赵承庆那里，应天府尹陆珩便抄出给同僚看，兵部尚书林瀚听见感动太息……。”[7]3、“会南京给事中载铣等劾瑾，逮诏狱。众莫敢过其门，（文安）公独往送，且赆之。”[8]“近日钦差锦衣卫官校，来执六科给事中械归京，众皆骇愕，爱莫助之，我但人赠历十本，路费一两。今九卿会奏，请宥其罪，未知宽严何如？”[9]⑤此案闹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文安公致林粹夫，艾都宪的信中皆有叙及：“南都今冬雷鸣者三，人心惊异，近日六科诸黄门，历言事忤旨，差锦衣卫校官潘杰等星驰而来，执载铣、任忠、李光翰、牧相徐暹械归，京师士大夫相顾骇愕夫色，毕竟结断未卜如何，良为可忧。”[10]“春正月元旦日食，是日午前，南都诸缙绅，方具朝服约赴礼部救护，不意钦差锦衣卫校官突至，执十三道御史贡安甫、王蕃、葛浩、史良、佐李熙、任诺、姚学礼、张鸣凤、陆昆、蒋钦并械归于京师。外有薄彦徽、曹闵先是北上，暂免此患。盖缘诸位上章乞留刘、谢二阁老，不料忤旨，致有斯证。士大夫相顾皆为失色，衣冠之祸惨矣。奈何！奈何！”[11]
　　平时，文安公对刘瑾等宦官们的恶行就非常不满。“又与同事中贵人相可否不少假。各路守臣进献道南京，索官舟。往往裁抑之，多衔公者。”[12]刘瑾等对文安公侧目已久，刘健、谢迁罢斥后，就对文安公等向来不附已的官员下手。“瑾既得志，遂以事革韩文职，而杖责请留健、迁者给事中吕翀、刘菃及南京给事中载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守备南京武清伯赵承庆、府尹陆珩、尚书林瀚，皆以传翀、菃疏得罪，珩、瀚勒致仕，……”[13]文安公降为浙江左参政，正德二年(1507)三月辛末又被诬为奸党，是日，刘瑾召群臣跪於金水桥南，假传圣旨，宣示奸党名单。据说这道圣旨是阉党焦芳拟定的。诬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等五十三人为奸党。文安公回乡养老，，时年73岁。三年后，瑾诛才官复尚书原职。
　　文安公此番不过是看了劾瑾的奏折而感动太息，去送械京的同僚，并给了一些银两，就被打成奸党，真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且连“感动太息”这样的细节都被嗅知，可见宦官特务侦查的手段有多细，范围有多广。
　　正德五年(1510)八月，瑾被诛。策划诛瑾的是与他同为“八虎”的张永。“张永，保定新城人，正德初，总神机营，与瑾为党，已而恶其所为，瑾亦觅其不附已也，言於帝，将黜之南京。”[14]张永用右都御史杨一清计，在朱厚照面前悉诉瑾之罪恶，帝动心“亲藉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诏磔於市，枭其首。”[15]

与文安公有往来的宦官

　　明代阉宦之祸，导致民穷国衰，这是明代政治体制上的失误。宦官之中“虽间有贤者，如怀思、李芳、陈矩辈，然利一而害百也。”，[16]贤者中还有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是明初之盛事，谋诛瑾的张永其功也不可没。文安公晚年在福州与太监尚春曾有往来。此事见他撰的《鳌峰胜观亭记》、《尚公桥记》等文中。叙述此段经历可加深对明代宦官政治的了解。“都知监太监尚公，奉玺来督海舶。”“公字景元，号达斋，易州人，童年入内书堂读书。予适司教事，爱其器宇不凡，心雅重之。”[17]“五年(1510)秋，乃以都知监太监，服蟒衣玉带，佩玺来总闽藩舶事。”“公本鲁氏，而尚乃赐姓也。”[18]尚春来闽督“市舶司”，这是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亦是宦官外派的特务侦辑、监视的机关。“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19]洪武初年（1368）设立“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到永乐三年(1405)又复设福建、浙江、广东，“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20]尚春名为督舶事，实为监督闽省的特务头子之一。他与文安公是师生关系，因尚幼年在内书堂读书，内书堂是设於内府专门培养宦官的学校。“（宣德元年七月）始立内书堂……专授小内使书，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其后大学士陈山亦专是职，遂定翰林官四人教习以为常。自此，内官始通文墨。”[21]明代宦官之所以能批阅奏本，传达诏谕，文理字义都是从内书堂训练出来的。文安公在翰林院编修任内，曾入内书堂执教，当过尚春的老师。尚春有内书堂读书之经历，方有“雅有山水吟咏之趣”[22]据文安公文中记载，尚在闽修桥、建亭、捐资修怀安县署，行了一些善事，得到文安公的赞许。
　　[1]　《明史•职官志一》卷72。
　　[2]　《明史•职官志一》卷72。
　　[3]　王誉昌：《祟桢宫词》。
　　[4]　《明史•刘瑾传》卷304。
　　[5]　《明史•林瀚传》卷163。
　　[6]　《明史•焦芳传》卷306。
　　[7]　参见《明史》刘菃、载铣、刘瑾传。
　　[8]　《濂江林氏家谱•林瀚传》。
　　[9]　《林文安公文集》卷之十八《寄庭囗书》。
　　[10]　《林文安公文集》卷之十八《复佥宪林粹夫书》。
　　[11]　《林文安公文集》卷之十八《寄艾都宪公书》。
　　[12]　《濂江林氏家谱•林瀚传》。
　　[13]　《明史•刘瑾传》卷304。
　　[14]　《明史•张永传》卷304。
　　[15]　《明史•刘瑾传》卷304。
　　[16]　《明史•宦官传序》卷304。
　　[17]　《鳌峰胜观亭记》。
　　[18]　《尚公桥记》。
　　[19]　《明史•职官志四》卷75。
　　[20]　《明史•食货志五》卷81。
　　[21]　《明通鉴》卷十九。
　　[22]　《鳌峰胜观亭记》。

◇林立柽
《林氏研究》第七期（1999.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