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林语堂的一位朋友说他最大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语堂颇为自得，并自作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他思维活跃，才情特出，性格复杂，感情丰富，生活曲折，志趣广博。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祖国永远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在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更多的是表达对民族和祖国人民的深厚情意。
　　他在美国三十年，不肯加入美国国籍。而且宁愿月月支付房租，也不肯买美国的一幢房子。甚至将怀第一胎的大腹便便的太太带回国分娩。他要将自己的孩子降生在中国（即在厦门降生的长女如斯）。
　　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所谓“康隆报告”（1959年）11月1日）蓄意制造两个中国，他坚决予以反对。
　　直到在纽约做完七十大寿的第二年(1966年)，语堂决定回归祖国宝岛台湾定居，蒋介石夫妇接见了他，并表示为他建一幢房子，语堂接受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接受政府的恩惠。直到逝世，并将骸骨安葬在阳明山家园中。实现了“叶落归根，故土安息”的夙愿。
　　有位学者这样评价语堂：“他是个主观、自信又平和、宽容的人。”
　　这就是语堂五彩缤纷的人生。

一

　　光绪二十一年，岁次乙未八月二十二日（公历1895年10月10日）语堂降生在龙溪县坂仔圩（今平和县坂仔镇）取名和乐。父亲林至诚，是位牧师，母亲杨顺命是位普通农妇，父母育有六男二女，和乐在男孩中排行老五。
　　林至诚祖籍龙溪县北郊贫瘠山村五里沙（今属芗城区天宝镇五里沙村），是随陈元光入闽开漳志林孔著公后裔。至诚的父亲于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漳州之役中，被太平军拉去当脚夫，一去不复回。至诚随母亲带着两岁大的弟弟逃到厦门鼓浪屿，母亲将小儿子送给一位有钱的吕医生，后来，那孩子中了举人。母亲再嫁，后夫姓卢，至诚没有改姓。
　　至诚小时曾做过小贩，肩挑糖果，到处叫卖。因他母亲信奉基督教，至诚是第二代基督教徒，他读书认字，完全靠自学的结果，二十四岁时才入神学院、后来成为牧师。
　　至诚娶寒微之女杨顺命为妻，她是个老实忠厚的女人，身为八个孩子之母，日夜操劳，但贫穷之家，儿辈绕膝，倒也安逸自在。夫妇都教诲兄弟姐妹和睦相处，五子和乐之取名，便可见晓。只盼日后儿女读书认字，做个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才是平生心愿。
　　 和乐六岁入坂仔教会办的铭新小学读书。十岁随念中学的三哥和清去厦门鼓浪屿读小学。十三岁入寻源中学。这时，每年暑假仍回家中与亲人相聚。
　　 辛亥革命后一年的1912年，和乐于寻源中学以第二名的毕业成绩被上海圣约翰大学录取，并改名玉堂（语堂），开始了大都市的求学生涯。这是一所学英文最好的学府，前中国驻美驻英大使颜惠庆、施肇基、顾维钧皆毕业于此校。林至诚终于又送一个儿子入大学深造了。
　　1916年，语堂又以第二名的成绩结束圣约翰大学的生活，到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师。
　　语堂是在基督教保护壳里长大，并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教会办的学校就读。初到北京，作为中国人却不懂中国哲学，连民间传说也一无所知，甚至没有看过中国戏曲。因而明白“中国人不懂中国文化”的耻辱，遂决心在中文上下功夫。同时，在读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时，发现白话文的优美，并赞同文学改革，推动重视语言文学。
　　1919年秋，语堂遵父母之命与厦门钱庄老板的女儿廖翠凤完婚，并领到半官费津贴（每月四十美元）获准携新婚妻子到美国留学，入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字研究所学习。住在波士顿赭山街51号，其房前正好是卫德诺图书馆，那里有几百万册藏书，语堂正可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如饥似渴地吸取文学源泉。
　　在哈佛学完一年，各科成绩都是A，但接踵而来的是经济危机。出国时，妻子的嫁妆壹仟大圆，供妻子的盲肠炎两次住院手术，花得精光，此时半额的奖学金也因留美学生监督施秉元的自杀而突然取消，无奈他只好打电报向廖家借款壹仟美金以渡难关。而该款未汇到时，语堂曾以壹罐麦片作为—周的食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协约冒，派了十万劳工去欧洲，语堂便向基督教青年会申请前往法国为劳工服务，这样可以半工半读，生活容易些。青年会接受了申请，付了二人的旅费，他才把原委告诉哈佛教务主任，申明可在法补课，弥补哈佛学分，取得硕士学位。教务主任看了他的成绩单，同意他去法国巴黎大学修一门莎士比亚戏剧科目。
　　前往法国，他住在法德交界的小镇乐魁索，一开始工作，便发现自己没法去巴黎修课，随即，他为劳工编了一本千字课。并自修德文和法文，并申请入德宜的耶那大学。因耶那大学未设“莎翁”课程，征得哈佛大学同意，补修三门课程，终手取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1922年春，他又来到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选择莱比锡，是因为这所大学的语言学驰名，此间的中文研究室里，中文书籍汗牛充栋，从此研究中国音韵学，并沉迷在清末大学士阮元刻的《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等。熟悉诸名家的考证注解的著作。
　　1923年夏，语堂取得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与妻子一道回到离别四年、战争频仍的祖国。
　　留学四年，辗转三个国家，先后进三所大学，学识上有了较大的长进，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二

　　1923年9月，语堂回到北京，担任北大的英文系语言学教授，主讲《文学批评》和《语言学》，妻子廖翠凤则在预科教英文。
　　1925年，语堂任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并受聘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兼教务长。这样就与当时同在女师大执教的鲁迅来往密切。或许是受其感染，他的思想越发激进。
　　二十年代中期，是语堂写作的第一高潮，他一边教学，一边写作，政治热情也高。在“五•四”至“三•一八”期间，一度斗志昂扬，为《语丝》撰稿，批评时政，写了许多犀利幽默讽刺文章，被视为有“异端之家”之称的北大的一位激进教授。
　　1926年3月18日，天安门前，临时执政府“教训”了爱国青年的外交请愿活动，杀死二百多人，他受到很大刺激，特别是他的学生刘和珍也惨死其中。第二天便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赞扬她们是“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死得光荣”。血的教训使他转变态度，赞同鲁迅说的“打落水狗”的观点，支持“打狗运动”。时政局落入狗肉将军张宗昌之手，白色恐布笼罩京城。林语堂、鲁迅等激进教授五十四人被列入通辑名单。语堂先躲在东交民巷一所法国医院里，后来举家藏在好友林可胜医师家中，不久南下厦门，离开多难的北京，出任厦大教授。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是林可胜的父亲，一心要把厦大办成一流的学校。语堂来到厦大，就任语言学教授，文科主任兼研究院总秘书，开设《英国语言学》、《英国语言史》、《普通语言学》等课程，挑起厦大文科的重任。
　　遗憾的是，作为文科主任并不能指挥如意。时厦大理科主任刘树杞掌握财权，仗势催肥理科，挤压文科，对鲁迅更是多方刁难，气得鲁迅目瞪口呆。语堂感到不能尽地主之谊，可又斗不过刘树杞，只好对鲁迅等人生活上多关心一些罢了。终于使鲁迅决心辞去厦大一切职务，拟去广州大学执教。语堂与鲁迅之间的友谊保持很久，但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已有明显分岐，直到1929年8月，鲁迅公开讥刺语堂，而语堂则解释为“误会”。尔后虽在政见上分道扬镳而语堂对鲁迅始终是敬重的。关于这，在他的《悼迅迅》一文可见一斑。
　　1927年春，语堂离开厦大，到汉口革命政府外交部任英文秘书，其间因蒋介石的“四•一二”上海政变，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对立。“7月12日”汪精卫一意孤行，举行“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大革命遭到惨败。武汉的恶劣政治空气，使语堂对六个月的秘书生活，和对所谓的革命家都感到厌烦。9月毅然离开武汉到上海。
　　11月，由蔡元培担任院长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邀语堂任英文总编辑，语堂便在上海愚园路住了下来。
　　1932年9月，创办《论语》半月刊，正式打出“幽默文学”的旗号，一下子轰动了读书界。后因产权争执，到第27期由陶亢德接编。
　　1934年4月另创《人世间》半月刊，主张文章须抒发性灵。一年多后停刊。
　　由于《论语》、《人世间》、《宇宙风》这类刊物所提倡的是“幽默”、“性灵”、“闲适”、“小品文”，被称为“幽默大师”而闻名，当然也挨了骂，不过越骂名气越大了。
　　虽然他的主张看似纯文学，但实际上他仍关心时局、关心政治，也写了一些优秀的时事短评，幽默的语调里饱含讥讽。在那动荡的年代，行动上他也没有向白色恐怖投降，积极参加正义组织。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社会名流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语堂与宋、蔡、杨、鲁迅一道，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九委员之一。1933年1月该盟在上海、北京成立分会，鲁迅、语堂都参加上海分会，主要任务是营救被关押的进步人士，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
　　1934年5月5日，语堂大哥孟温之子惠元，在家乡龙溪担任抗日会常委，民众教育馆长，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时有台籍商人简孟尝医师采购日货，被惠元没收其公济医院财产，并使游街示众。此事本无可非议，不料调闽“剿匪”的十九路军特务团长李金波突然以“通匪”嫌疑逮捕了林惠元，不加审讯就把他立即枪决。
　　这件事大大损害了十九路军声誉。宋庆龄、蔡元培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致电陈铭柩、蒋光鼐、蔡廷锴要求彻底耻雪。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鲁迅、郁达夫等上海文化界名人也联名发表宣言，阐明真相。6月2日，林惠元亲属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记者及同盟会人士说明林惠元被枪杀的经过，语堂以盟员及亲属的双重身份讲了话。在上海的这一时期，是他的中文创作的高峰期。
　　1934年夏天，在庐山牯岭，苦干一夏完成《吾国与吾民》一书，由美国的赛珍珠与其丈夫合办的约翰•黛出版公司出版。该书由赛珍珠亲自写序文，一举而使语堂在美国成名。四个月竟印七版，使出版公司赚了大钱。但在国内文坛则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而语堂则因此决定到美国发展。遂于1936年8月10日，卖掉上海愚园路的花园洋房，一家五口登上美国胡佛总统号客轮离沪赴美。没想到这一去便是三十年（他本买期限壹年的来回船票）。直到1966年才回祖国宝岛台湾定居。
　　在纽约这座现代化大都市里，繁荣而又喧嚣，语堂由起初的不习惯到逐渐适应，在不惑之年对中西文化的差异的认识更加成熟深刻。于是继《吾国与吾民》之后，又完成一部大力宣传东方文明，让西方读者大开眼界的力作——《生活的艺术》，再度名震海外文坛。
　　以前，许多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人都是梳着长辫子、裹着小脚、戴碗形帽子、用鼓棒吃饭的奇怪人物。《吾国与吾民》向他们展现了一个有趣、真实的文明古国，宣扬中国古人旷达超脱的人生哲学，使西方人感到新鲜熨贴。而《生活的艺术》一书对半个世界前的美国人极具吸引力，就是在今天乃至明天的中外读者，也有其独特的参考价值。因之，该书自1938年发行以来，成为欧美各国各阶层老少的“枕上书”，林语堂的名字几乎成了“追星族”心目中的偶像，形成欧美的“林语堂热”。
　　早在1936年秋，语堂就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一道，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抗战爆发后，他也为国内外报刊写了不少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对救济工作也付出了实际行动——1938年旅法期间，他曾捐款四千多法朗抚养六个中国孤儿，在人道主义的天平面前，他没有吝惜自己的金钱。他曾对家人说：“金钱必须要用得有价值，又能帮助人。”这就是语堂的金钱观。
　　抗战初期，林夫人翠凤担任了纽约华侨妇女发起的救济会副会长，语堂为其出谋划策。
　　1938年初，搬到法国靠近意大利边境小镇蒙顿居住，在那写了《孔子的智慧》一书，就是他从事中国古代经书英译的开端，之后他又译了《老子》、《孟子》、《庄子》等书，成为继辜鸿铭之后的又一位向国外翻译介绍中国古典名著的著名翻译家。
　　在蒙顿只住了一个月，便搬到艺术名都巴黎。在巴黎，语堂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也是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
　　《京华烟云》是借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艺术形式，自1938年3月打腹稿，绘出人物纲要图表，8月开笔，到1939年8月脱稿，洋洋七十万言，历时整整一年。
　　就《京华烟云》的写作动机，语堂不单局限于个人人道主义的层次，而是上升到民众共呼吸同命运的高度。如书中结尾有歌词“山河不重光，誓不回家乡。”这正是他要写出抗战前线人民、勇士的心声。
　　1939年《京华烟云》，由美国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先后被译成数国文字。为了急于让抗战的故国同胞尽快看到此书，于1939年9月4日，便写信给好友郁达夫，力邀译书，并寄了五千美金支票。时值郁达夫婚变，心情恶劣，只开了个头便停笔，而钱也花光了。郁达夫觉得对不起朋友，而语堂始终只提译书的事，只字未提予支美金一事，足见他为人待友的诚恳忠厚。

三

　　1940年他回到抗战当头，离别四年的祖国，但只住了一个星期，便在宋美龄的支持下，返回美国，不同的是这次签证是“官员签证”。
　　虽然这次匆匆离国，国内人不能理解，指责之声不悦于耳，但他处之泰然，并将重庆北碚私宅捐赠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美国，他利用自己在美国人民心中的声望，积极宣传抗日，并指责美国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耍两面派手法，以中立身份，发战争财。
　　1941年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美英对日宣战，但对战火中的中国仍是不友好不公平的傲慢态度，语堂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在1943年出版的《啼笑皆非》一书中，他向强权政治提出抗议。
　　1947年5月，语堂发明的中文打字机试验成功。这台高九英寸，宽十四英寸，备字七千，拼印字可造九万，三键便可打出一个中文字的了不起的机器，花费了十二万美元，不但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得到古董商好友卢芹斋的支持，方才造成。因为使用简便、快捷，每分钟可打出五十个字，便命名为“明快打字机”。
　　正当语堂全家为成功庆贺时，却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意大利籍的那个工程师却称该机是他发明的。语堂苦笑，居然一个汉字不识的人能发明汉字打字机！？但只好请律师来处理这件事。最终因没有工厂愿承接制造，只好将模型束之高阁。
　　1947年，语堂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一职。   1966年6月决定定居台湾。
　　1969年，他当选为在台湾的“国际笔会会长”，并在第二年主持在台湾召开的”，亚洲怍家第三次大会”。
　　1975年4月国际笔会在维也纳举行第四十届大会，他被推为副会长，并因《京华烟云》一书而列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
　　1976年3月26日22时10分在香港玛丽医院，他的心脏停止跳动。终年八十二岁。4月1日安葬阳明山家园中。

林九忠整理
《林氏研究》第二十期（2003.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