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隔海相望，一衣带水，历代福建移民台湾者不少。对于台湾高山族原住民的来源，海内外论者各说纷纭，但由考古学依据不断发现的情况及近来泉州近海“海峡人”古化石的鉴定，高山族源于大陆说趋势明显，通过福建至台湾的古陆桥，福建先民移居台湾可能是高山族形成的主源，最后的定论如何，有待于考古界的研究成果。
　　连横先生则在所著《台湾通史》称：“澎湖之有居人，远在秦汉之际。或曰，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于澎湖，是澎湖之与中国通已久。而见于载籍者，则始于隋代尔。”明确指出秦汉之时的澎湖居民是闽越国后裔，而闽越国为主疆域则在福建境内。
　　至于台湾汉族移民与福建的渊源关系尤为深远。据研究者云，汉族移民台湾可追溯至隋唐，但争议颇多，对宋代有福建人移居台湾的史实却基本无异议。连横《台湾通史》卷7称：“台湾为荒服之地，当明中叶，漳泉人至者已数千。”已明确指出漳泉人为最早的福建向台湾移民。在同安潘涂林氏就有十五世林含、林语，十六世林岳、林章、林盛心，约于万历年间相继渡台的记载，至明末清初时期以福建为主的大规模移民则构成台湾汉族的主体。以祖籍地可划分为泉、漳、汀(含龙岩)三府。本文拟就其与福建的渊源关系作点探讨。

福建向台湾四次大移民

　　历史上，福建与台湾由于地理位置毗邻和关系密切及历时逾二百年的闽台同省合治制度，形成台湾汉族移民以福建居多的特殊状态。在台湾移民史上，自明郑芝龙据台、郑成功复台、清施琅复台三次大移民外，应加上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又一次大移民。四次大移民原因不一，但为台湾的开发与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次移民高潮，应是明天启间，以颜思齐、郑芝龙为首的海上武装集团占据台湾北港时，适逢福建沿海旱灾严重，泉、漳府属贫民竞相投奔，人数逾三千。至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率众归降明政府，时遇福建饥荒，其在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以“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1)招徕沿海灾区饥民数万人移民台湾垦殖。“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2)此是首次有组织的福建向台湾大移民。郑芝龙对台湾移民开发的贡献实不可泯。
　　第二次移民潮，是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提出“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的计划(3)，挥师东渡，驱走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军队及眷属约三万多人，在命各军分区屯垦外，还大力招徕因清廷“迁界”而流离失所的大陆沿海民众，“不愿内徙者数十万人东渡，以实台地”(4)主体仍是福建沿海泉、漳各县居民。据史家估计，此次移民逾二十万。  第三次移民潮，是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兵收复台湾，郑氏政权结束之后，政治统一，自康、雍始，至乾、嘉年间，福建民众相继赴台，导致台湾由南到北，由西向东的垦殖运动全面展开。尤其清政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开放台湾鹿港与泉州蚶江港对渡，五十七年(1792)又开放淡水八里岔与蚶江及福州五虎门通航，对移民潮的高涨不可讳言起着推波助浪的作用。在《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中就有“大小商渔，往来利涉，其视鹿仔港直户庭…群趋若鹜”的记述。据《台湾通史》估计，到嘉庆十六年(1811)，全台湾的汉族人口已逾二百万。
　　第四次移民潮，应是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接收台湾，除当时官方派遣人员外，还有福建各地的教师、学生、商贾等等陆续赴台。解放战争爆发后，大批的公职人员和其他民众纷纷赴台，以及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抓丁等等原因也导致福建向台湾的第四次移民潮形成。大陆解放初期的镇反、土改运动中，沿海还有人下海移台。至于此后由金门、马祖移居台湾的为数也不少。由于政治的原因，福建向台湾的第四次移民潮时间虽短，但人口不少，估计不低于二十万人。
　　福建向台湾的四次大移民形成台湾人口的主体。其中尤以前三次影响为大，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祖籍福建的台湾民众为台湾的开发与繁荣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福建移民台湾之原因

　　闽人移民台湾原因甚多，大量著述已极详备，不再赘述，现就家谱所示略作说明。
　　(一)原籍艰苦，台地富庶。
　　由于“闽省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5)而“台湾，内地一大仓储也，”“台湾初辟，地力甚厚，三熟四熟，收获丰稔，漳泉之民趋之若鹜(6)“台湾山高地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7)为此，漳泉民众谋食困难，只好背乡离井东渡台湾。《苏氏武功堂族谱》称“有感于福建一地谋生不易，生活困难，遂向外发展”；(8)《陈氏源流族谱》则有“因……地土贫瘠，谋生不易，毅然偕其兄及子……买舟横渡台湾”(9)的记载；《兰阳福成杨氏族谱》云“漳邑故土，人贫地瘠，所居位在濒海，所耕又多硗确，营生维难。”⑽《游氏追远堂族谱》则曰“有传海外台湾地肥富沃，拾穗之余犹胜本地季收，公等移台之志乃暗萌之”⑾。
　　(二)重大变故，避难而来。
　　家庭发生变故或遇重大事件，只好他迁。如《东石汾阳郭氏族谱》称：“迨至大清顺治庚子十七年(1660)，兵燹，迁都，门庭鞠为茂草，堂阶尽属秽荒，父子兄弟流离失所”；《玉山林氏宗谱》亦曰：“际播迁之日，厥居拆毁，荒村灶冷，亲而壮者，散于四方；疏而老者，丧于沟壑”；《同安集美陈氏族谱》则载：“清朝康熙二年，被大兵进剿，阖族裔孙数千口失散，越国者不知去向”；《诏安蒲氏家谱》云：“继以清初郑国姓凭海为巢穴，本朝以迁界绝其交接，宗族居址皆属海滨地区，是以流离逃散”；《惠安东园庄氏族谱》有庄诗“少遭兵变，与兄赴台湾谋生”的记载；另如《叶氏家谱》云：“长男名抄，先亡，次女嫁在坂寮黄家，顷公及温氏夫妇二人相商”迁往台湾。至于朝代鼎革迁台不再赘述。
　　(三)任职台地，落籍定居。
　　由于任职随迁及随军定居。如《游氏大族谱》载“十二世林青公，因外甥总兵黄世环移镇台澎，乃与诸弟前后来台襄办营务，是则祖德东渐之始”⑿；《玉山林氏宗谱》则有林诒铉“羁族东宁，托迹于军伍之列”的记叙。同安林氏“官浔村十世益邦，行伍出身，官台湾镇总。其后代留居台湾。”⒀至于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奉派赴台工作者及因大陆解放落籍定居者比比皆是。
　　(四)经商贸易，发展经济。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闽台商贸经济往来密切，往台经商而移民者甚多。如《玉山林氏宗谱》载“讳世凤……十六岁身游东宁(台湾)，建立‘泉源行’，以为托迹之所，招商为贾，贸易生计，一家衣食，无忧不给，即此谋始”；其同族林式光曾四次渡台经商，“生理开张，利路渐进”；林诒铉“在台关帝庙口开张糖行，财源颇聚”；另如《法石伍氏族谱》载世桂、世跷兄弟“往台湾经商，开成面店在大铳街，颇得兴市获利”；《燕支苏氏族谱》则有苏宗素“业商台湾淡水新庄”的记载；《侯卿赖氏族谱》也有“赖祖、赖圭、赖兴、赖为、赖梅、赖秋桂、赖来、赖汉阳等八人，俱往台湾，在台湾彰化县院务三佳春居住经商，贩磁器到台湾贸易。”
　　(五)婚嫁因缘，投亲靠友。
　　由于闽台之间的男婚女嫁，以及投亲靠友，历代也成为福建移民台湾的一大原因。具体事例因篇幅所限不作列举。自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后，闽台间的男女婚姻呈闽女嫁台郎的几乎单向的趋势，每年数以千计。至于赴台投亲靠友者也多于回闽定居者。新的移民倾向性明显。

台湾移民与福建

　　目前，见诸谱牒的福建向台湾的最早移民，可能为北宋末南宋初的德化县苏氏人士。北宋宣和六年(1124)进士苏钦(字伯承)在绍兴三十年(ll60)所撰《德化使星坊南市苏氏族谱序》中有苏氏族人分居台湾，散居各处的记载。
　　迨至元代置澎湖巡检司，隶属福建泉州路晋江县，闽台关系进入新时期。福建移民台湾人数明显增加，在永春《岵山陈氏族谱》、《南安丰州陈氏族谱》中均有族人于此时迁台的记载。汪大渊则云澎湖“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泉人结茅为屋居之”⒁
　　上述德化、永春、南安均属泉州府辖，澎湖也属之，宋元间向台湾移民有地理、疆域之利便。“台湾中部在地理上与福建距离最近，鹿港与福建贸易的主要港口是泉州的外港蚶江，很自然地经由这个港口到台湾的移民以泉州人为最多，因此台湾中部海岸地区的聚落以泉州人为主，迟来的漳州人，客家人只有往内陆发展”。⒂
　　正如陈其南所云：“彰化平原的人口祖籍分布，集中趋势相当显著。靠海岸地区几乎全是泉州人，而靠近八卦山麓地带则为漳州人或潮州人”⒃据1926年日据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统计资料《台湾在籍汉民族乡贯别调查》(1928)，当时鹿港全镇泉籍人士高占总人口数的99.3%。显见鹿港经过长期的发展，呈现一种典型的泉州籍族群聚居的社会型态。施、黄、陈、许、郭、林成为鹿港的六大姓。象这种漳、汀及粤省乡亲聚居现象在台湾各地也普遍存在。
　　台湾人口随着明末、清季的闽粤大量移民，出现爆炸性地发展。由明天启三年(1623)荷兰人调查的当时在台大陆人只有1000至I500人。⒄翌年，荷兰人占据台湾，而天启六年(1626)西班牙人绘制的《台湾的荷兰人港口》图中有中国人鱼寮6所，下注说中国人5000人。同时，在麻豆也形成中国移民的村落。至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荷兰末任领事菲特力•揆一曾云：在台大陆丁壮有2.5万人。而延至清光绪十三年(1887)台湾由福建析出建省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曾作人口调查，台湾人口为2545731人。⒅甲午战后割台时，日据当局调查台湾总人口数为2572096人。
　　1926年日据当局对台湾汉族祖籍地进行调查，台湾在籍汉人达3751600人，祖籍福建者达3100000人，而其中泉府所属的占44.8%，约1388800人。其中，如同安县籍人口则达553100人，占当时台湾总人数的14.7%，占泉属人口的39.8%强。同安人以居台南、台北、台中者为多。台北县鹭州乡同安籍人口竟高达97.5%，令人叹为观止。当时漳府所属人口占35.2%，达1320563人。至于同籍聚居例子甚多，如林圮埔的汉人21800人，则以漳州人居多，占总数的84.4%，福州人占6．4%，汀州人占4.1%，龙岩州人占1.8%，而泉州不及I%。如宜兰开发时“名为三籍(漳、泉、粤)合垦，但三籍人数比例极为悬殊，漳籍十居其九。”据调查漳州府属的漳浦、诏安、南靖、平和、龙溪等地移民宜兰的占88%，漳浦占其中的44%，⒆诏安占16%，南靖占12%，平和占12%，龙溪4%，晋江4%，永定4%。这种同乡聚居现象较为普遍，不作赘述。据台湾学者研究漳、泉、粤三籍移民在台湾的空间分布，泉州人主要分布在西部沿海平原和台北盆地，即台南、鹿港、艋舺、淡水、沪尾、大稻埕、竹堑(新竹)、彰化、嘉义、风山等地；漳州人主要集中于西部内陆平原(云林、嘉义)、北部丘陵和兰阳平原。
　　福建移民在台湾土地上繁衍生息，但他们普遍未数典忘祖，聚族而居，修祠建庙，连日据当局在40余年高压统治后也称“民族意识牢不可破……因其故乡福建、广东二省……为其父祖坟茔所在，深具思念之情……乃是不争之事实。”对祖宗及故土迎来的神祗顶礼膜拜，蔚然成风。台湾移民中独有的浓厚的地缘、血缘关系，“完全是基于早期移民彼此间互相合作的需要，”对开拓、自卫、斗争都起过积极作用。负面影响不容忽视，闽粤籍移民、漳泉籍移民、晋(江)南(安)、惠(安)与同安移民之间的械斗曾给生产及生命财产带来巨创。
　　在移民史研究中，闽台渊源关系最值得注意的应是血缘乡情。移民抵台开发往往以其姓氏或籍贯地名来命名新聚落，台湾彭桂芳先生在《“唐山过台湾”的故事》书中已作了详细统计，很能说明问题。在福建、台湾的族谱中处处可见这样的贯籍地名。福建宗族修谱时，始终未忘迁台的亲族，很多族谱均相当完整地把衍派台湾的族人收入谱中。许多乡族的修谱活动往往有旅台族裔参与。台湾移民非常重视他们祖籍地宗族的修谱工作，以解其木本水源之思。近年台胞返宗祖地寻根、谒祖、修祠、葺墓、续谱者不绝于途，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与延续，也是移民后裔所特有的心态，发人深思。

　　综上所述，台湾移民与福建渊源关系不谓不深。人口移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一环。由于移民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移民过程中，不同时、空、人、物其整合情况均有所区别；。一般而言，社会整合的类型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为主要准则，它们各有其作用，但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生育与死亡、婚姻与家庭、政治经济发展等问题也会产生影响。探讨台湾移民史，是很有意义的事。
　　明清时期福建泉、漳及汀、龙与福、莆属移民构成台湾汉族的主体；移民过程前后分明末郑芝龙、郑成功及清初施琅赴台三时期，其中以乾、嘉为移民高潮期(至于抗战结束，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的移民应视为又一时期)；在开发上，泉属移民最早，其次漳、客移民，由台湾西海岸向全岛纵深发展；在组合上，普遍是几位族亲或乡亲同行；在年龄上，青壮年居多。福建历代向台湾移民为台湾的开发与繁荣做出难能可贵的贡献。闽台渊源关系随着海峡两岸交流领域不断扩展，血浓于水的血缘乡情更见发扬光大，将对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大有裨益。
　　(笔者系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副编审　林伟功)
注:
(1)黄宗羲《赐姓始未》页6。
(2)魏源《圣武记》卷8。
(3)杨英《从征宾录》页148。
(4)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卷4。
(5)连横《台湾通史》(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97年版，页423)。
(6)道光《厦门志》。
(7)《鹿洲初集》卷11《平台纪略总论》。
(8)苏温禧整理，页2。
(9)陈朝洪编，页2～3。
⑽唐羽纂修，页171。
⑾游永德编，更13。
⑿游时中编。
⒀中国华侨出版社《海内外林氏源流》页160。
⒁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澎湖条。
⒂庄英章赠《林圮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页178。(台中研院民族学所)
⒃引自余光弘编《鹿港暑期人类学田野工作教室论文集》页41。
⒄《萧垄城记》。
⒅《台湾通志》稿。
⒆陈进传赠《宜兰传统汉人家族之研究》页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