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亚非诸国间的文化、经济交流，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光辉永恒的一页。然而，决定下西洋之举的明成祖朱棣主观上并非出于以上的动机，尤其在一片赞颂声中，有必要冷静地思考一下明朝统治者进行此举消极的另一面，是否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必然？与国计民生是否有益？与沿途诸国是否以平等外交为准绳？这些问题有必要进行探讨。

一

　　关于下西洋的利弊，明成化间“朝野属望，名重远方”的名臣刘大夏曾尖锐地指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夺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1]他由国计民生考虑，认为下西洋之举为“一时弊政”，于国无益。
就在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也遭到一些正直朝臣的反对。如永乐十九年，成祖因北京“三殿灾，诏求直言”，侍讲邹缉就直言下西洋之害，反对用大量铜钱赏赐“外番”；翰林院侍读“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李时勉亦“条上时务十五事，……多中时病，……”，其中就涉及下西洋事。永乐皇帝也不得不下诏，令“下番一应买办物件……往诸番国宝船……等项，暂行停止。[2]”
永乐皇帝死后，其子即位就接受“名位先于三杨，有古大臣风烈”的夏元吉建议，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在名臣杨士奇代拟的三十五条大赦令中，有三条涉及停止下西洋、造宝船。其中就有“如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及云南取宝石，交趾采台珠香货……等项，悉皆停罢”[3]。
为何谏阻下西洋者大都是正直的治国名臣呢？连创下西洋之举的永乐皇帝都曾有“暂行停止”的诏令。可以显见下西洋的弊端于一斑。关键之处正是耗资巨大，无大益于国计民生。也正是被宣扬为“伟大业绩”的事业在“七下”之后就销声匿迹，后继无人的原因。如果是利大于弊，或利弊相当，自会继续下去，而事实是到此为止，打上句号，这很值得深思。不能因为是伟大的创举，而忽视了其对国计民生所造成的严重损害。
现在，也不妨看看永乐帝遣使下西洋的动机。其在永乐十四年御制《南京弘仁普济天妃官碑》文中说得很清楚“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以达到“梯航万国悉来庭”的目的。而郏和在其所立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中也很明白地记述“……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船百余艘，赍币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而郑和所率庞大船队的成员是以军队为主的，人数多在2.7万人上下，完全是永乐帝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4]，这正是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以“天下共主”自居的虚骄心理的表现。“耀兵”、“示富”使“万国宾服来朝”正是其主导思想。至于还一直争论的看法：下西洋为查寻建文帝下落；下西洋为发展商业贸易等。笔者认为前者依据不足，后者也更难以成立，国为其所奉行的是“厚往薄来”，完全违背商业贸易以赢利为目的的原则，且明代海禁制度几乎贯彻始终，故说下西洋为发展商业贸易颇为牵强。其只是客观上促进了朝贡贸易，与纯粹的商贸有本质上的不同。
因而，郑和下西洋不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明成祖为强化权力，显示威武，却不顾国计民生的举动。是其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奎臬，“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远人来归，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5]心理的显露。为了实现“唯我独尊”，“万国来朝”，他不顾经济严重损失，使国家与人民在承受营建北京十四年沉重负担中，又增加了下西洋的巨大花费。
且看当年官员奏折中提到“陛下肇建北京，工作之大，调度以百万计。农民终岁供役，不暇工作，犹且征求无止，至伐桑枣以供薪，剥桑皮以为楮。加之官吏横征，日甚一日。……甚至竭二万贯之钞，不足供一柱之用。……而人民疾怨者也。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6]可见民间疾苦已至极限。明成祖在位22年中，黄河9次决口，大小灾害近50次。天灾人祸频仍并非太平盛世。
而下西洋之举所带来的，同样是加重人民的负担。首先，建造装载数万人远航船队需多少的人力和物力，这必然是牵动全国之事。其次，十分浩繁的赏赐之物，丝绸动辄几十万匹，瓷器最多时达四十万多件，以及大量的赏赐金银、铜钱。郑和船队就运载这些金银物资“往诸国开读赏赐”，“耀武”、“示富”。再次，数万人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宴劳费用，一次“凡二十万锭”，另外还有彩币、绢布之赐，甚至赏及家属。再次，还有为宫廷采买价格高昂的奢侈品的费用，“归到京华觐紫宸，龙墀献纳皆奇珍”[7]其中有“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师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8]以上四方面的耗资是相当可观的。
郑和28年七下西洋，“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资”[9]这些记载已显见下西洋惊人的开支，所加重的是民众的负担，于国计民生有大弊，无甚小利。因而，在经济上得不偿失的事业是无法持久的。

二

　　郑和七下西洋外交政策中的是非也值得探讨，七下之中的前三次行踪不出东南亚和南亚沿海诸国范围之外。要解决的是中国与东南亚诸国间的紧张关系。在当时诸国之间存在较尖锐矛盾的有安南与占城、满刺加与暹罗、爪哇与三佛齐，以及锡南与诸邻国。为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以达到“耀兵”“示富”使“万国宾服来朝”的目的，明统治者清楚光派使节颁发文书是无济于事的，故永乐帝竭力组建庞大船队，由郑和统领，装载着二万七千多人的精锐部队，三下西洋，历时数年，用武力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近年，斯里兰卡学者曾提出了郑和对斯里兰卡侵略和扩张的论点。在锡兰史籍中也有“明成祖怒王之暴行，欲重振已坠之国威•故遣和率舟师远征也”[10]的记载，且不论永乐三年中国佛教徒在锡兰受国王维哲耶巴虎六世虐待事件是诱因，但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子官属”[11]予永乐九年六月献俘于朝，虽明成祖赦免其罪，但“命礼部议择其属之贤者，立为王，以承国祀。”[12]最后废亚烈苦奈儿封耶巴乃那为王，这个事件的结果是否是一种侵略行为，中外学术界看法不一，但干涉了外国的内政，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郑和下西洋还发生了在旧港擒陈祖义，献俘厥下，“设旧港宣慰使司，命进卿为宣慰使，赐印诰、冠常、文绮、纱罗”；帮助满刺加摆脱暹罗控制，独立为一个国家；在苏门答刺平叛，“郑和等统率官兵战捕，生擒伪王，至永乐十三年归献厥下”[13]等事件。此中虽有种种原因，但不可忽视的另一面，也正是中国史学界讳莫如深、甚至极力辨白的带有干涉别国内政直至侵略性质的事实。自然此中的程度与西方列国的殖民性侵略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所造成的后果也给他国人民留下历史的遗憾。
郑和在下西洋的多次军事行动中，以锡南擒王事件最大，受到非议最多，斯里兰卡《王朝史》中有：“阿罗伽拘那罗(Alaqakkkcnara．即亚烈苦奈儿)国王统治期间，伟大中国的国王多斯罗阇率领一支大军在兰卡登陆，以带来礼物、珍品为借口，狡猾地劫走了阿罗拘那罗国王……国王的四个弟弟均被诛戮。多斯罗阇带着许多俘虏，返回伟大的中国去了。”[14]另外，郑和还有威服爪哇问题。
总之，郑和是率精兵下西洋，对沿路国家与地区大多采取了怀柔政策，但事实上对一些国家与地区也使用了军事行动，直至干预他国内政。这也是对郑和下西洋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在这场长达28年的活动中，郑和对沿海诸国恩威并济，使其对中国怀德畏威，心悦诚服，达到明朝统治者派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之举的最大目的，使海外诸国“宾服”于中国，明王朝声威远播，“联数十国，翕然而归拱，可谓盛焉”[15]正如佚名《明史稿》载“……通使西洋……以次遍历诸番，所至颁天子诏，宣示威德，因给赐其君长及诸大臣，不服，则耀武以慑之……自是蛮邦绝域，前代所不宾者，亦皆奉表献琛，接踵中国；或躬率妻孥，梯航数万里，面谒厥庭。殊方珍异之宝，麒麟、狮、犀、天马、神鹿、白象、火鸡诸奇畜，咸充廷实。天子顾而乐之，益泛海通使不绝。[16]
因而，在一片歌颂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声中，对当年的“耀兵”海外，直至采取军事行动造成的负面的影响也必须深刻探讨与反思，不能还站在“天朝大国”的立场上，夸耀成就，而无视他国人民的感情与历史遗憾。由于，郑和七下西洋，华侨在南洋的势力逐渐雄厚，后来曾出过若干由侨民建立的政权，产生过不少华侨领袖。其中有开辟旧港的梁道民、施进卿、张琏、开辟爪哇新村的广东某氏，开辟柔佛槟榔屿的叶来。有暹罗国王郑昭、广南国王阮潢、港口国王郑天赐、婆罗国王某氏（郑和使团成员裔）戴燕国王吴元盛、昆甸王陈兰芳……这些问题也有待深入的探讨。
当然，郑和下西洋在历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曾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付出代价，作出牺牲。而其消极面虽然次要，但很有必要进行探讨与反思。若将目光只停留于功德，而忽视了另一面，必将无益于历史，也将造成观念上的错位。过去，史学界对郑和七下西洋的评判长期注重于赞颂拔高，而没有很好地探讨其对国计民生的利弊，对东南亚国家及西洋诸国外交的损益。为何郑和航海事业无法延续，正因为是明代正直名臣所谏的“弊政”，若与国计民生有益，何至废止？这正是历史对事物是非的终论。自然这责任当由明统治者承担。继明之后的清代也曾有繁荣的康乾盛世，若下西洋有利无弊，或利大于弊，为何没有重兴此风之举？是值得思考的，若用我国现行的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衡量郑和下西洋的军事行动，也不难看出当年的弊端。
任何事物均有其两面性，作为历史研究光颂扬郑和下西洋的功勋、伟大，而无视其弊端，对人民所造成的伤害，难免落人为封建统治者文治武功歌功颂德及大国沙文主义的窠臼。因而，对郑和下西洋研究其在国际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同时，完全必要对其弊端进行反思，这活动对国计民生及对东南亚诸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同时存在的，有的危害甚远，这样方有史鉴的意义。当年明朝统治者派遣郏和七下西洋“耀兵”、“示富”以期达到“万国宾服来朝”的虚骄心态，正是造成“天朝大国”夜郎自大症的表现，为达此目的，不顾国计民生，不顾使用武力，这正是造成下西洋事业无继的根本原因，也为明王朝的衰弱与灭亡埋下遗患。
综上所述，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是明代统治者为“耀兵”“示富”以达“万国宾服来朝”的举动，并非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必然，无大益于国计民生，是一种弊政，故最终废止。在下西洋的活动中，虽怀柔为主，但也有采取侵犯外国主权、干预别国内政的军事行动，也造成历史上某些方面的伤害与遗憾。这两方面的弊端不能忽视。至于其他方面的优渥论者极多，不想赘述。正视弊端，多作反思，是历史鉴兴亡的重要功能，否则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
注释：
[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琐里古里》。
[2]《永乐实录》卷120。
[3]《明实录•仁宗实录》卷1。
[4][9]《明史•郑和传》。
[5]《明实录•成祖实录》卷23。
[6]《明通鉴》卷17。
[7]《瀛涯胜览•纪行诗》。
[8]《西洋朝贡典录•自序》。
[10]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6册，第150节。
[11]《明史•郑和传》。
[12]《明成祖实录》卷77。
[13]《基搓胜览》苏门答刺条。
[14]（英）成廉•威利茨《大宦官郑和的航海历险活动》。见《中外关系史译丛》2辑，32页。
[15]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序》。
[16]南京图书馆藏清佚名《明史稿•郑和传》。

　　（作者：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林伟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