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建城始于何时，众论皆从汉高祖刘邦于高祖五年（前202年）以无诸率闽中兵佐汉灭秦，“封无诸为闽越王。王故地，都冶”①为起点，故今年方有建城2200年之庆典。严格来说福州早为闽越王的故地，其建城史应在此前，只因都“冶”有明确纪年而取之为始，但作为建城史的研究就有必要溯而探之。由于“冶在何方”的热烈争论，随着福州闽越古城、宫殿遗址的考古重大发现，“冶不在福州”之说可以休矣。既然“冶”在福州，福州的建城史由于史籍上还存在较多扑朔迷离的问题，本文拟择其要作肤浅探讨，以作抛砖引玉之试。请方家不吝赐教。

福州建城早于汉高祖五年

　　据《前汉书•高帝纪》第一下载“故粤王亡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汉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很明显地指出“亡（无）诸世奉粤祀”，正是无诸于战国末年自立为闽粤（越）王；“秦侵夺其地”，正是指秦始皇统一天下南定百越，闽越王无诸与东越王摇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关键值得探讨的是“社稷”、“血食”问题。
　　“社稷”为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也”②而封土立社则为营建祀神之所；“血食”则指受祭祀，因祭祀有牲牢故称，《史记，封禅书》就有“周兴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显而易见两者均与营建有关，社神之所，后稷之祠都为祭祀，作为闽越王所居之处，且世奉越祀，有社稷之祭祀场所的存在，若无城池的建造，是令人费解的。福州古城村的始建于战国晚期的闽越古城考古发掘，多寡可以说明这些古遗址并非闽越王无诸身帅闽中兵以佐汉灭秦后，“以为闽越王，王闽中地”所构筑之物。进而足可说明无诸建城早于汉高祖五年。而在《八闽通志》怀安县中有“浮仓山旧传越王无诸仓禀在焉”；“越王山、剑池相传越王无诸淬剑处”的记载虽有差误，但也可说明历史于一斑。
　　日前，作为无诸的祖先越王勾践之父允常在绍兴（越都会稽）印山的王陵已经考古发掘，其规模之大可与陕西“秦公一号墓”媲美，堪称“江南第一大墓”，墓坑是从印山的岩层中挖掘而成，墓室长达32米，非常豪华，木棺用长达6米的整根巨木剖制而成。由此墓的构筑说明越国的建筑能力及讲究，《吴越春秋》载“越王允常聘欧冶子作名剑五枚。允常传数世至无强，国灭于楚，乃徙居闽。又数世至无诸，乃复封王。或冶剑于山，淬剑于池，故皆以冶名。但非越王与欧冶子耳。”而比允常按传说晚数世的裔孙无强的后人无诸总不致于在古福州的土地上还过着巢屋穴居的原始生活。
　　无诸在秦末率众归鄱阳令吴芮，从诸侯灭秦，楚汉战争中率众助汉，“高祖五年正月，诸侯将相共上疏请尊汉王刘邦为皇帝。邦遂令博士叔孙通择良日，于二月甲午上尊号，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都雒阳（今河南洛阳）……”，“二月，刘邦以故粤王无诸率闽中兵佐灭秦，立其为闽粤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③也正说明闽中故地并非荒郊野地，是可“王”、可“都”之所在。由古籍记述合以考古发掘，已可说明福州建城并非汉高祖五年，而至少应溯至战国晚期，无强被楚威王所杀“此后越国分散，诸族子争立”④之时。由于史料无征，考古未确，确切时间寄望于日后的发现，若满足于有记载纪年的汉高祖五年是不可取的。

冶城经徙民虚地已荡然无存

　　据史载，“孝惠三年(前154)分东瓯以封闽越君摇为东海王。建元三年（前138），东瓯举国徙江淮，其地复属闽越，六年（前135），封无诸孙丑为繇王，又封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故又名东越。元鼎五年(前112)，余善反，汉击之。元封元年(前110)繇王居股杀余善以降。武帝以其阻悍，数反覆，故封居股东成侯，迁其民江淮间。”另载“武帝以东越民风强悍，数反叛，乃诏徙其民于江淮之间，尽虚其地。”⑤
　　当然，“徙民”、“尽虚其地”是不可能密而不漏，“后有逃遁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郡。”⑥而已发现的古冶城宫阙由考古发掘已证实尽毁于火。后虽有余民及中原南迁之众，至昭帝始元二年（前85）复立冶县以治之，但事实上古福州已百余年无建置，确虚其地，所有的闽越王冶城宫阙早已荡然无存。《旧城考略》称“冶城，闽之有城自冶城始，至晋太康始改迁，旧址遂不复可稽”，正说明冶城经过沧海桑田的变迁，当时旧址已经“不复可稽”，因而有《三山纪略》指闽越王都于其（冶山）前麓，图志谓在今藩署北里许；《三山志》载“闽越故城在今府治北二百五步；《闽都记》却云”将军山，一名冶山，在贡院西南，闽越故城；城隍庙部分载“晋太康迁城建庙”，而清林枫会合诸说考称“其地当在今诸古岭以南，城隍庙以北等地也，故今华林寺及乾元废寺（今钱塘巷）皆指为冶城故址。”按称：“战国时期，诸侯的国都，大者不过三百雉，即周围的长度不过九百丈”，可作为探找冶城的参考。
　　另外，颇值得的注意之处是冶城的方位取向。据各地已考古发掘的汉城多汉西望京都的方位情况及福州冶城遗址状况看，冶城的中轴线的布局大有异于子城至今的福州城市的南北走向，冶城的中轴线应为东西走向，即座东朝西，宫苑建设以冶山为靠山，前临西向洼地（今西湖），沿地势逐步修建，故在钱塘巷口迄北一线有汉砖瓦出土，疑似主殿遗址所在，座东朝西。这也是考古、历史界颇值及注意之处。
　　由于地名、区域的变化，彻底弄清冶城的故址范围还有待于考古发掘，但非常明白的一点是徙民“尽虚其地”，古冶城已成废墟。古人的怀古之作不少，如林枝“七闽山水旧豪雄，路出东南百粤通……重瞳北顾咸阳烬，炎祚西倾汉室空，试问无诸何事业，凄凄烟草闭行宫；”王恭“七闽山水多奇胜，秦汉封疆古来盛……荒城野水何人度，细柳春榕旧宫树……断矶不辨屠龙处……正在无诸故垒间”、“无诸建国古蛮州……断矶寒草不胜愁”等诗句均成为无诸冶城荒废无存的哀叹。
　　因而，古冶城在闽越国的数反叛、诏徙、虚地的战火风烟中已经无存，虽有历代古人的考据查访，冶城的四至、面积及城池情况至今尚未彻底廓清真面目。近年考古虽已发现古代的汉瓦及汉殿万岁、未央瓦当，说明汉冶城的部份位置，并非已概全貌，拭目以待考古发掘新的发现。事实上，晋子城已与已废冶城无根本的继承关系。

福州城池格局承于晋子城

　　由于古冶城的早已“不复可稽”，晋安郡守严高于太康三年(公元282)来闽，距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已达392年，毁废之冶城已不可考是不容置辩的事实。他“狭视冶城规制”，⑦此“冶城”可以断言“并非闽越王之冶城”，而是“迁其民江淮间，后复立冶县”，随人口繁衍聚居而成的居民聚落。当时拟“将移白田渡”，据笔者调查“白田渡”，传指今闽侯县尚干七里一带，平原因“嫌为南向”（指整个平原东、西、南皆山，独北向开口，形成座南钥北向）为堪舆术士所不取。后“乃为图咨于著作郎郭璞，璞指一小山阜，使迁之，乃经始于越王山之南，是为子城，自晋迄六朝皆仍之”⑧且传郭璞还有《迁城记》，事实上是假托之言。但必须注意之处在于记载中的“指一小山阜，使迁之”，小山阜甚小，迁整座城于其上是不可能的，而此山阜即今鼓屏路凸起处（古布司埕），距众论沸腾所考的冶山不过西移一段距离。有论者称只移400米，一直认为不可理解。笔者认为此“迁”只能解释为衙署位置的移动，也就是城池中轴线北端的西迁，使其更合乎古堪舆的形胜说，即如后人对福州城池称赞有加的说法“甘果方几”（南方巨案），“莲花献瑞”（北向主峰），“三山鼎峙”，“三案横亘”（今吉祥山、仓山、高盖山），九水环束，二龙送水形成天然巧合的福地宝城。
　　正如王世懋的《闽部疏》所云福州“三山罗抱，龙从西北稍衍处过行省，小山坐其中，乌石、九仙二山东西峙作双阙……”此”小山”坐其中，正是前所指之“一小山阜”，晋子城正是以此山阜为衙署迁移之所，形成以南向方山（五虎山），北向莲花峰连线中贯逐次抬升的吉祥山、仓山、高盖山为城市中轴线的新三案布局，并有九水环束之水法，故一直延续下去，此后历代所修的罗城、夹城、外城、府城始终保留这一格局，中轴线基本取向为罗盘的壬丙向，南北道路规划均取此方向，衙署民居多取座北朝南。由于迁城方位合乎科学，且山水有序，极有益于生活与经济发展，所以历代均传承此布局。如此方是理解迁城只有里许距离的原因。
　　由于晋子城的迁建与当时已成无法稽考的闽越国冶城相距时间已近四百年，且无明显的起承关系，因而可以断言晋子城的建设是另择方位的建城，福州今城是历代在晋子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传说及尚待继续考古发掘的闽越冶城、古城无直接的传承关系，这样能更符合于历史。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福州的建城史应再继续考证。无诸世奉粤祀明显有城池的建筑，较之汉高祖五年“立为闽越王，王故地，都冶”为早，福州建城2200年严格说是不够准确的，只是有明确纪年象征性的城市年轮；由于闽越国民风强悍，数反叛，曾经诏徙其民于江淮之间，尽虚其地，造成百余年无建置，且古冶城宫阙荡然无存；晋严高的迁城是费点心思，与古冶城确已无直接的承续关系，今日福州的发展是源于晋子城，与古冶城无涉。弄清这些关系，就能较准确地把握福州建城史的脉络，跳出人云亦云的窠臼，可以直接面对少得可怜的史料依据及初见端倪的部份考古发掘，相信在众多考古、历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不久的将来必将揭开历史的迷雾，让古福州冶城的确切位置与真实情况大白于天下。注释：
　　①《三山志》
　　②《白虎通•社稷》
　　③《史记》卷114、《汉书》卷一，95页。
　　④《史记》卷41
　　⑤《史记》卷114、《汉书》卷六，95页。
　　⑥《宗书•州郡志》
　　⑦⑧《榕城考古略》卷上城橹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