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国性的编纂地方志工作经过有识之士多年努力，随着沪京两市相继开编，方算真正全面铺开，连海峡对岸的台湾省也设文献委员会负责《台湾省志》的编纂工作，可谓修纂方志这一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同样受到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重视，旅居国外的华侨、华人对方志同样关注，慷慨解囊者大有人在。方志工作已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添砖加瓦，可以与社科界其他学科并驾齐驱，同为继承发扬民族优良传统作贡献。
由于全国修志工作的进度相差甚大，有的地方已完成多年，有的正在编修，有的刚刚起步，因而有的地方方志机构已经解散，有的名存实亡，有的留个把人留守，方志事业面临危机，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各地的有识之士作了许多探索，有的提出编  《年鉴》或其他，由于地方《年鉴》已多是有单位在编，与人“分羹”难度很大。唯有个别地方还无单位承担《年鉴》编纂的方志机构就接着开展《年鉴》的编纂工作，既保留了长期积累的档案资料，又继续收集新的资料，可为下届的修志工作做准备，但此种情况甚少。而区县编《年鉴》又限于条件无法开编，区县级方志机构面临的是解散的危机，如何解决这种局面，笔者认为方志机构应调整观念，改变做法，应走“资治”为第一要务之道。现将自己肤浅的想法撰文，权作抛砖引玉之用，以就教于方家，请各位先进不吝赐教。

方志工作“资治"尝试十年回顾

　　首先，不妨先回顾一下福州方志工作十年“资治”尝试的情况，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已届十一年，机构调人方十年，历届领导在主持修志工作中，均注意方志工作为省市各部门排忧解难，解决地方史难题，为方志工作“资治”做出尝试，打好“地”字牌，发挥了地方志工作的特色，在福州海外交往史、海军史、名人、文物、古迹、民俗、信仰、谱牒研究等方面开拓局面，产生影响，使方志机构得到省市领导的重视与支持。真正成为在当地可以与社科机构相提并论的机构。在研究解决专题中，同时收集到众多的珍贵资料，如唐代日本圆珍和尚由海口镇出入境的关牒文书、空海入唐自叙、“闽人三十六姓”谱牒、福州人撰《冲绳传武备志》、黄会友传冲绳麻醉方、日本藏福州志书、地图、孙中山与林森交往函电、众多名人照片资料墨宝……为方志编修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甚至可补国史、省志的遗漏与不足。
福州方志委领导不但发动各部门积极“资治”，而且自己还以身作则，参与编写福州文史资料，撰写论文，亲作调查研究，所涉猎面之广可谓难得。多年来市志委为省市各部门领导撰写有关地方史志学术会讲话稿20多篇，参与市里组织的《大百科全书编纂》、《福州世界十邑乡人创业史》、《福州乡土资料汇编》……众多书籍的编写，应省市领导要求在报刊连载福州船政学堂对福州近现代科技人才的影响论文，开辟福州学部委员介绍专栏等，参与组织学术会议10余场，还派人参加了国内各种有关福州人物，事件的国际性，全省性会议近50场，全委撰写论文达60篇，引起各方学术界的重视。并在日本冲绳“闽人三十六姓”之根查证、空手道刚柔流中国祖师ル—ル—コ查证，日本电视台拍摄《闽人三十六姓时代》专题片、台湾华视拍摄《甲午战争》专题片、国家黄海海战纪念馆筹建等方面作出贡献。笔者还先后应邀赴日本以《福州狮文化与冲绳》论文参加国际狮子文化学术会作交流、赴台湾以《福州籍人士与宜兰开发》论文参加宜兰研究学术会作交流，并收集到众多中琉关系、闽台关系史、人物资料。市志委成为省市旅游部门的地方史问题谘询重要部门，为此先后接待了来访的海外学者及其他人士近300多批1500多人次，涉及英、美、日、德、法等30多个国家与地区。还参与于山堂西展厅（文史部份）、林森，林白水等纪念馆的布展。甚至指导过英牛津大学博士生、台湾政治大学硕士生的毕业论文资料收集与撰写。另外，还利用方志资料中收集发掘的谱牒资料，开展为海外寻根服务，参与全国首家省姓氏源流研究会的纽建，林萱治、黄启权主任均担任顾问，并担任林、黄两氏研究专题，笔者还忝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共同为促进海外联谊工作作出贡献。
笔者有幸参与上述工作，得以与学术界人士进行多方接触与交流，感触颇多。感到方志工作“资治”的潜力很大，前途光明，“资治”已成为方志机构不可推卸的责任，与其“被动”地受制于“人”，不如反之为“主动”，从而产生了对方志功能的新的思考。
笔者以前曾经对方志界所津津乐道的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三大功能进行过思考，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由浅薄的探索中得以深化，认识到新的时代必须赋于方志功能新的内涵！存史、教化是史、志两者都兼具的，论者颇多不想多说。“资治”则是当代的需要，做好“资治”是地方志工作改变长期不受人重视，甚至濒临解散局面的关键。如何改变“被动”为主动，发挥地方志内涵丰富的长处，为地方经济繁荣，文教科技事业的发达多做贡献，确有很多值得探讨之要。经过为期十年的实践，认为方志工作“资治”确是社会的迫切需要，方志工作同样可以更好地服务当代，也必须注重于服务当代，否则优势将转化为劣势，无法存在下去。

“资治”是当代方志工作的主功能

　　经过多年探索，笔者认为当代方志功能已产生转化，有的已被更加专业化的机构取而代之，所谓优势已不同于昔日。严格地说存史、教化已多被其他部门所承担，无视现实侈谈三大功能是不妥的。笔者认为应将“资治”列为主功能方是妥当的。此是社会进步分工精细的必然。
记的笔者于1984年在省方志工作者培训班学习，并成为省首批史志学会会员时，就得以认识很多前辈，众多方志工作者台称地方志机构是“翰林院”，“坐冷板凳”，多年私下均称不受重视，很多问题不能解决，认为是受冷遇。说透了为何将方志机构比作“翰林院”，可能原因多种，但是此中“俸禄甚少”，不如官禄丰厚，却是主因，作此感叹者多是由地方某部门负责人位上“贬”官就任者，这跟地方领导对方志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方志机构不重视有关。其实，他们忽视一点，进“翰林院”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古代非进士科班出身不能进，其后非翰林出身难当方面大员，而翰林所担任的任务不轻，如拟旨、陪读、讲课、编撰……都是为“资治”服务的。
另外，进入方志机构者还面临一个问题，过去国内外大学课程设置中，均无地方志专业，任何进入方志机构的人员无论何专业，何学位在此均不是科班出身，唯有重新学习探索，努力提高方能适应。否则只是徒有虚名。因而，要在方志工作中做点学问，提高素质，不能靠过去的学历与资历吃“老本”，一切均须由零开始。此中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敬业奉献是做好工作的根本。“翰林院”并非将此中人士与社会隔绝，而是赋予圈内人必须履行的职责，做好本职工作同样大有可为。有云“修志者必须自甘寂寞”，此观点笔者也不敢苟同，各种工作只是社会分工而已，并无注定此工作就是一潭死水，如何改变现状，变“寂寞”为“有为”则事在人为。
方志的根本在于史料，但方志工作不是纯净的档案工作。目前，“存史”工作的非常大一部分已由档案管理机构所承担起来，非常可喜的是档案机构里却设有编研部门，是因应更好发挥资料作用，必须进行研究而设立的，已开了很好的先河。而方志是利用地方资料进行加工编纂的成果，方志机构则是加工成品的“机器”，堆积原料的档案系统均能视编研工作为关键，而加工原料的方志系统为何不将研究一精加工作为“资治”的关键工作？这一环节正是地方志工作能否得到当局重视的关键，研究成果正是各部门需求的。与方志相生的史学也是立足于史料，由于研究一一精加工而成为举足轻重的学科。利用史志资料有选择地精心研究，为当代服务，档案、史学已做出好榜样，这同样值得方志工作者思考与借鉴。
自古至今，国史与方志并行不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支柱，为何国史能长盛不衰，是其为当代统治者“资治”而受重视，而为何方志时兴时败？是因其主张“存史、资治、教化”三者并存，说是面面俱到，结果无轻重之分引不起当局长久重视而导致衰败，能否得到重视则受地方长官的兴趣所制约，因为国家没有立法，且其本身还不成熟，未能成为缺之不可者，这正是方志不受重视的原因所在。
笔者认为，必须对方志的功能作根本的调整，应将“资治”列为第一要务，修志首要要做好“资治”，发掘研究史料为地方建设服务，改变“被动”的局面为“主动”，发观有价值的史料可以向有关方面提供，不要认为奇货可居珍藏埋没，这样方能引起有关方面的垂青，方能让社会各界改变方志工作是可有可无工作的观念。其次，可将史官的工作“继承”下来，过去史官记帝王的起居注，当代方志工作者可以记述地方领导的各项活动、社会状况，权当地方性的“司马公”，这同样可以得到当地行政官员的重视，如能做到“秉笔直书”，那影响将更大。当然，档案管理，史学研究、方志编纂的本身工作主体不能丢。同样以史料为基础的三部门，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这三者的“资治”功能。并非地方行政领导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而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所致，在资讯不断发达的今天，社会分工更细的今天，过去的某些部门的功能已为别的专门部门所替代，若一成不变地墨守成规，是落伍的表现，必然不会受到重视，自甘寂寞的另一面解析是“无能”，如何转化很值得思考。方志工作者津津乐道的方志的“存史”已经被图书，档案部门所取代，可以断言，无论何方的方志部门的典藏根本无法与上述两部门相提并论；“教化”更是社会众多部门的“专利”，他们起步早，机构健全，国家地方拨款巨大，更是地方志部门难忘项背的。时代不同了，方志的“存史"、“教化”功能已式弱难振雄风，虽然挂在口上，写在纸上，事实胜过雄辩，方志的此种功能是有的，毕竟影响极微，已处于明显劣势，引不起各方的重视。因而，应该看到“资治”倒是方志的强须，舍此现实，而空喊其它是迂腐的表现，也正是社会对方志工作不重视的客观原因。
加强“资治”方是方志工作长盛不衰之本全国有的省市县区的本届方志工作已告完成，有的也将竣工，众多的方志工作者面临着改换门庭，另作安排的局面，堆积如山的珍贵资料除部份入志外，即将封存，或者移交档案部门。为了使人员有出路、资料有作用，许多有识之士绞尽脑汁，提出了方志机构接手年鉴的编纂，或者转为史志馆作咨询服务工作，继续为下届修志作准备，凡此种种不失有真知灼见。但是很多的地方年鉴已由政府部门，统计部门主持，方志机构无法插手，也无能力掌握各方的年鉴资料，且区县也无编年鉴的需要，因而，有的方志机构已经撤销，人员解散各奔前程，有的留个把人留守，“树倒猢狲散”的状况比比皆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有几个人耐得住无什么人间津的局面，经得住除工资之外再无其他收入的“贫寒”。有的地方因政府主持编纂了地方性的《大百科全书》，对以前自诩“地方志是地方的百科全书”之论更是不屑一顾，这里当然涉及到方志的质量与适用性问题。
由于过去一段方志界刮起了“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的旋风，轻视了方志编修的传统性，没有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已出现了史学界等不屑一顾的怪现象。广大民众对地方性的《百科全书》情有独钟，可对《地方志》缺乏热情。一种“产品”光顾者甚少，就是对“王婆卖瓜”的无声讽刺，“生产者”就必须修身自省。笔者曾怀着很好拜读的心情翻阅了不少被“炒”得很热的《xx志》，失望之情油然而生，技术上的问题比比皆是，错别字、缺漏字之多，按国家规定的万分之几的要求，显见是粗制滥造。而内容上更是编排混乱，缺漏甚多，差错不少，甚至谬误荒唐，自毁“地方信史”之“美誉”，难怪“门可罗雀”，“自行改行”。虽然，许多方志工作者奋臂疾呼，“方志的生命在于质量”，论质量的文章是方志论丛中最多的，其中宏篇巨论不乏真知灼见，所遗憾者大多作者是“清谈误国”，空喊质量，却毫无建树，甚至对地方志是何物还只是一知半解。保证质量的关键在于方志工作者自身的学识水平，知识浅薄，涉猎不广何来质量保证？史学界不屑一顾甚至指指戮戮，谓“毫无史料价值，纯粹文字垃圾”已大有人在。编纂地方志需要理论的探索，面临新的时代，许多功能先进齐全的学科、机构的出现，已使原来的状况发生很大的改变，如再墨守成规，“夜郎自大”，甚至“武大郎开店”，自诩“地方信史”，而让史学工作者不屑一顾的现象继续下去，方志工作必然走向衰败。许多地方领导对方志工作的支持在于表面，甚至是在各地纷纷上马的形势逼迫下，为了应付局面避免难堪，随便拨点钱，凑几个人宣告成立，而长期则处于不闻不问状态，他们为应付需要“建庙安神”，“香火”如何则是方志机构的事，至于是否“显灵”同样是该机构自己的事，因为“显灵”决定“香火”。作为地方行政官员因考虑的问题太多太烦，人民的衣食住行，已忙得不亦乐乎，何暇顾及方志，这是很正常的。翻开已出版的志书或还在审改阶段的志稿无一不是说地方行政机关如何如何支持，领导如何尽心尽力，事实如此吗？未免有自欺欺人之虞，如此“信史”可信吗？
现代化的建设步伐突飞猛进，地方官员应付各种行业事务已是应接无暇，方志机构的成立事实上多是应付场面的需要，其与社科研究的功能作用显见难望项背，要使方志工作在开编之后长盛不衰，关键在于方志工作的成果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瞩目，靠得是实在的东西，不能靠“瞎吹”，地方领导政余能真正垂询方志事条的不多，他们是一代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来的“务实”者，面对信息时代，他们纵横捭阖，靠手下的“智囊”，其中有政研、经研、信息、档案机构，人才济济。相对而言，社科、方志机构已明显处于弱势。后者不明智地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做点有益当代的“资治”工作，在改革大潮中必然被冷落，直至解散。事物的兴盛衰败均有外因与内因。方志机构的存在与否，在于自身的生命力，工作成果正是其证明自身价值的根本，“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方志工作要争一席之地，在于建立自身的工作目标，在原来的优势功能已被众多机构所接手之后，要保证方志工作的长盛不衰，唯有加强“资治”的力度。不看清形势，靠鼓吹与其它机构“争宠”，是不智之举，“争羹”更是不自量力。因而，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努力做好能发挥自己目前所能保持优势的工作。在存史、教化功能式微的现实面前，唯一该紧抓不放的是“资治”，否则，淘汰的危险已排在面前！

做好“资治”工作的思考

　　为了方志工作的长盛不衰，必须走的是“资治”之路，别无选择。应该边修志边“资治”，不能等方志完成后再利用志书去“资治”，应看到机不失，时不再来。社会上门求教就是存在难题，就必须想方设法解决之，应看到难题就是研究课题，也正是方志的难题，能解决就是突破，也就是志书质量的关键所在，“信史”之誉很多取决于地方史学问题的解决。因而，方志要在“地方信史”上做大文章，花大气力，地方志机构要成为地方性多功能的机构。今年笔者应台湾省宜兰县史馆之邀赴合作学术交流，发现该机构与大陆的方志机构功能相似，去年应邀赴日本冲绳学术交流中，参观该县史馆功能基本雷同，其均集典藏、研究、展览功能于一身，大量收集的文献资料，具有自身地方性的特色，均是关于当地的文献资料非常专业化，是图书馆、档案馆、展览馆所无法取代的，至于研究、展览也独其特色，这正是其在行业竞争中能得以存在、发展的原因。扬长避短发掘自己的潜能，扩展自己的优势功能是立锥之本，千万别走与人分羹，甚至抢别机构饭碗的道路，那是难成功的。
笔者认为，日本、台湾县史馆经验值得借鉴。笔者作为方志工作者能有走出国门赴日，越过海峡访台作学术交流，并能有跻身国际性学术讨论的机会，也正是当局各部门需求而逼成的，从而促成多年探索走“资治”之道的尝试。在修志之余，应用地方资料开展研究，发挥地方志“资治”作用，获益非浅。这方面的确有很多经验教训可进行讨论，是否成功，可致臧否！
首先，必须探讨的事，就是这些工作是否方志工作？目前，认为这些“被动”应付当局各部门需求做的咨询工作、研究工作是“不务正业”，“不是地方志工作”者大有人在，他们拒社会的迫切需求于门外，也就是摒弃“资治”的机会于门外。社会各部门因找过其它社科文化部门无法解决的地方史志问题，抱着最后试试看的心情找到最不起眼的方志机构，可以说他们的心情如病人求医，已入肓方，处处不灵的情况，随便找一不起眼的医者试试，当此医能解决问题，必然名声鹊起，趋者若鹜，市志委“资治”正是由省旅游部门找省内社科、大学研究机构均无法解决日本“闽人三十六姓”之根，林萱治主任接办而起家的，十年成果就是由此开始的。
因而，笔者认为方志工作应立足于本土，做好资料的收集发掘、整理、研究，千万别不屑一顾，别“捧着金碗当乞丐”，这样方能使方志工作脱颖而出，成为“资治”的很好工作，为国家、民族做点有益的贡献。如看不到这些工作与方志事业的必然有机联系，没有发掘新的史料，没为当局需求服务，当然引不起对方志工作的重视。要让领导、社会各界认识方志工作，重视方志工作，只有脚踏实地地做好实实在在的工作。若视方志“资治”为不务正业，不屑一顾，“存史”、“教化”与其他专业机构又无法争衡，那方志工作三大功能还有何优势？其前景可想而知。修志中不吸收、发现新的史料与史学成果，此志的“质量”也是徒为空喊，史学界不屑一顾的志书，无论多少字数，装饰如何漂亮，还是价值不高的“文字垃圾”。
方志工作，应视“资治”为第一要务，必须组织力量做好典藏、研究、展览工作，典藏的内容需要做到凡与当地有关的历代方志、文献、档案、文书、契约、谱牒……都尽量纳入；研究的方法方式与内容应与社科界的研究接轨，但必须立足于本地的独特资料基础上，扬长避短，以资料精加工来取胜，必须热心广泛接受“咨询”，即使眼前无法解决也要作为“课题”留下，并收取咨询者手边的资料，然后争取调查研究解决之，越难越能引起轰动效应，解决好了，各行各业会纷纷来访，奇特资料，课题随之而来，既丰富了典藏，又引起社会重视，“非方志机构莫属”的局面自会形成，到此有了“权威性”要收取费用也将是顺理成章的事。另外，还可以出面组织各类研讨会，走出去请进来，广泛了解学术动态，借“才”“资料”、“观点”我用。当然，这研究正是关键之处，必须建立健全研究队伍，真刀真枪地干，方能与史学界、档案界争衡，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使有些专题如海外寻根、名人世系、名人研究……成为方志机构的专项、强项，甚至非此莫属；另外，可以在典藏的基础上，经常性安排些专题展览，引起海内外的重视，许多名人后裔手上掌握不少史料文物，当发现地方方志机构有典藏能组展，他们甚至可以提供，更充实了典藏，一些专家学者参观展览后也会有很好的意见，这样对这方面的工作也将是一个促进。良性循环的形成是会成功的。有了影响，必然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前程无量，事业兴旺。
综上所述，方志工作已经走到必须转换观念，适应当代需求的时期，否则刚建立起来的全国性方志工作体系正面临分化瓦解的危机，方志工作应有忧患意识，应该走也必须走尽力做好“资治”之路，发挥典藏、研究、展览地方史料的功能，方能与其他学科争胜，扬长避短，以取得立足之地，方能保持长盛不衰，既利于当代，也将益于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