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白鹿洞书院之名儒陈宝琛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福建福州闽县螺洲（今属福州郊区）乡人。曾祖若霖（官至刑部尚书）、祖景亮（官至云南布政使）、父承裘均进士出身。幼承家教，十三岁成秀才，同治七年(1868)中进士，历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之职，与学士张佩纶、通政使黄体芳、侍郎宝廷“好论时政，奋发言事”，号称清流“四谏”。
光绪八年(1882)，陈宝琛出主江西乡试，旋授江西学政，他仰慕庐山白鹿洞书院之名，且为光大程朱理学计，至院巡视，见书院自道光重兴后又破顺不堪，遂着手修复，并延聘福建名儒谢章铤来院掌教，为白鹿洞书院重兴作出贡献。翌年，陈被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职，光绪十年（1884），陈由江西学政会办南洋，旋因荐人不当降五级，丁母忧在家守制。
自此起陈宝琛家居二十五年，醉心教育，致志育才。先至其母家乡尚干（民国同民政府主席林森、二七烈士林祥谦家乡）创“陶南书院”，以“陶冶南乡”悍俗。继修曾祖“赐书楼”，筑“沧趣楼”等，藏朽巨万（晚年赠协和大学与乌山图书馆）。后于闭门读书赋诗写字之余，课教弟侄辈，使其弟宝瑨、宝璐、侄懋鼎成同榜(1890)进士，其弟宝琦、宝瑄、宝璜均相继成举人，世人同钦。
光绪二十五年(1899)，陈出任福州鳌蜂书院山长。该院是八闽有数的大书院，与正谊、凤池、致用齐名，规模颇大，藏书丰富。他以“培人才，广教育”为职志，全力以赴。继倡设东文学堂、创办师范学堂，资遣速成师范生赴日留学。科举废除，他复主持高等学堂，整顿学校，设科求实效，节约经费创办中学。继派法政商工农科学生留日，毕业归国任教，接着拓展法政学堂，创设商业学堂及全省中小学堂，提请规定欧美留学生官费名额，为福建培育了不少人才。以闽省办学成绩交部议叙。
宣统元年(1909)，陈方起复，派总理礼学馆事宜。翌年，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叠派举贡会考、优拔贡朝考、东西洋游学生廷试及北洋大学毕业生殿试阅卷差使。旋派充经筵讲官、资政院议员。辛亥五月，简授山西巡抚未到任，又派毓庆宫侍读，继授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弼德院顾问大臣、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实录馆副总裁。他首发为“戊戌六君子”昭雪之议，提请降旨褒扬，朝野轰动。
民国间，他抱残守缺，持“忠臣不仕二主”之见，尽力维护废帝溥仪，受到谴责，病卒北京，终年87岁。伪“满洲国”晋赠“太师”、“太傅”，谥“文忠”归葬马尾君竹山。身后有《沧趣楼诗文集》、《奏稿》、《沧趣楼文存》等传世。
终观陈宝琛一生，少年得意，暮年欠明，中途颇符“清流”盛名。由其任江西学政，重修白鹿洞书院，延聘谢章铤掌教，至受贬返闽“培人才、广教育”，出任鳌蜂书院山长等教职，所作所为，可称得上师承朱熹，弘扬理学，广事教育，且有杰出成就者，尤其对福建近代教育的贡献功不可没。
陈宝琛修复白鹿洞书院后，曾书“作君子自辨义利始，举秀才须明经传人”[1]联以勉学子，亦可见其在理学教育方面的主张。

陈宝琛何以延聘谢章铤掌教白鹿洞书院

　　陈宝琛平日以师执礼待谢章铤，认为他“于学无所不窥，少负奇气，自命李元礼、范孟博一流。会时多故，益肆力为经世之学，于时风众势所趋漠不为意，以是穷老不遇，成进士垂六十矣……方先生在都，宝琛以年家子数过从……及出都，则以‘独善兼善’之义抵书宝琛，且念吾数人苇荡之游，记客路荷花以示其倦倦国门，系情气类如此”[2]
古人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陈宝琛极欣赏谢章铤之学问、气节，故“提学江西，礼延先生……主白鹿洞学”[3]。陈宝琛认为“长乐谢先生复揭许郑程朱宗旨”[4]，“而其居业则一以许郑程朱为指归，故治经重家法，讲学不立门户。其为教也，曰有耻、曰近情，曰有恒、曰不苟其肮脏之气，气深至之情纯，懿之养悉发之于文，使读者感激缠绵而不能自已。”[5]
再由陈为谢所撰诔文中，可见其对谢评价之高。“……五老香炉，一揩倦眼，于穆紫阳，洞规未刬。挹彼学津，植予教本。左海不嗣，闽学文芜。家法遑讲，躬行且疏。亭林有训，榜诸座隅手书：“治经宗许郑，制行准程朱”—联，有恒有耻，莞道之枢。及放于文，落落浩浩。五伦为心，世事为抱。毛诂郑学，马情班藻，朱高以还，兹焉深造……”[6]
另外，陈与谢有“初学诗于郑孝胥之父郑守廉，后谢章铤教他学高适、岑参……”[7]的师生之实，又有乡试同年之谊，正是促成陈延聘谢掌教白鹿洞书院的又一原因。俩人相知甚深，志趣相投，均有“倦息空山，勤勤为树人之计”，[8]又有“治经宗许郑，制行准程朱”的主张，方有延聘之事。谢在《将之鹿洞主讲留别陈伯潜同年》诗中曾写道：
纪群交谊在，设醴及迂疏。附汝青云后，嗟予白首初。求才期报国，立论可成书，方寸严泾渭，灵光不碍虚。……四海方多事，黄垆永恸余。……知君行役处，离梦到匡庐。[9]
以上所述，均可见俩人相知之情深谊重，以及谢之学问实堪主白鹿洞书院之教职，故有延聘之举。

掌教白鹿洞书院之名儒谢章铤

　　谢章铤掌教白鹿洞书院之前，已先后主陕西同州、福建龙岩、漳州书院讲席多年，名声日著，“已德成文立，著作盈箧，衍南游岭南，逾太行渡河登华，弟子著录者数百人”[10]。
谢章铤（1819-1903），字枚如，福州长乐人。承世代书香，博学广识，名重榕城，惜仕途寒蹇，同治三年(1864)成举人，光绪三年(1877)方成进士，时年五十八岁。“廷试纵论交邻，恳款千百言，阅者持臆见，抑下等……故为中书舍人，遂挂冠归”[11]，矢志教职，尽所学广育人才。光绪十年(1884)夏成陈宝琛聘，出主庐山白鹿洞书院教席，两周年后返闽，掌福州致用书院十六年至卒，享年84岁，“成就弟子有卓荦深于文者”[12]，最著名的是清末任过北京大学监督的史学家张亨嘉。
谢章铤的学术主张：“为学宜宗经，治经宜识字。……真理学不在规行矩步，在以气节为归宿，教人以有耻力学为本”[13]“古文之道，结于篇幅者为气体，见于字句者为义法，诚能服膺古人而又好学深思，则气体未有不高，义法未有不精。”[14]“后人或恃质而失养，或误养而失质，恃则骄不能深造……误则歧不能中达……”[15]“其蓄之心也宁方勿圆，其托之笔也宁钝勿快。”[16]均为其提出的理学至理名言。
谢章铤一生除勤于教职外，著述甚多。已刊有《说文》、《闽音通》、《赌棋山庄文集》、《诗集》、《酒边词》、《词话》，《课余偶录》、《续录》、《围炉琐忆》、《藤荫客赘》《裨贩杂录》、《赌棋山庄余集》七十余卷，还有《<尚书>，<毛诗>、<春秋>毛本阮本考异》、《左氏传注疏》未刊。
谢在白鹿洞书院掌教两年中，以“读书明大义，立志期千秋”[17]、“学择汉宋之要，人以狂狷为归”[18]激励莘莘学子，与学生感情颇深。其在《将归自白鹿洞，洪生苕溪进谒，眷恋之情溢于言表，生美材也，作此与之，并语之曰：“学择汉宋之要，人以狂狷为归》诗中云：
象罔求珠满水滨，知途老马困劳薪。衰颓自愧平生业，崛起真须拔萃人。洒肉久疏无碍瘦，琴书犹在肯言贫，汉坟卒读空三叹，我比周磐更怆神。晦翁过化昔传经，牛女江山共一星。归沐久怜予发曲，嗣音长望子衿青。藏书地回迷精舍，仙乐风高下幔亭，珍重短筇凌五老，手携初日照沧溟。[19]
谢章诞掌教白鹿洞书院两年，时间虽短，但影响非浅，许多学子获益甚多。其离职时《袁生锦江泽新出笔求赠言》诗亦道出其对理学的真知灼见及对学生之寄望。诗云：
吾闻古男子，正气塞乾坤，义利辨行止，一明开众昏。猛进初恍步，旷览孤风蹲。外观岂无色，内省不敢喧。秋风起天半，江湖水吐吞。地远心则迩，不以别离论。丈夫贵自立，万派归一源，程朱须入室，枚马亦专门。[20]
谢章铤以年迈体弱离白鹿洞书院，取道武夷返闽，即“主致用讲席十有六稔，门下之盛与左海埒。”[21]卒于教所，可谓其终身教席，“勤勤为树人之计……所喜一二秦士及鹿洞高足亦不获，究其年与学求所为，四大弟子者尚不知何属。然则先生之志视惜囗何如耶？而其命又何如耶？而先生不衰益恳，月手一帙。危坐丹黄，而借书问字户外屡满。近以世交纷纭，文献散坠。课暇辄掇录旧闻以自托。于君平日忠言孝之义，冀于世道人心裨补万一……”[22]均甚为感人。

陈宝琛谢章铤成为清末福建理学名家与白鹿洞书院有关

　　综上所述，陈宝成、谢章铤均可称清末福建理学名家，亦为闽理学末代代表。而他们师承朱熹，均可认为发端于分任重修、掌教白鹿洞书院之时，他们后来以重振闽省义风为己任，返闽后，分掌鳌峰、致用书院均达十余年，以“培人才、广教育”为职志。为广育人才作出贡献。复揭许郑程朱宗旨，“治经宗许郑，制行准程朱”，勤勤为树人之计，勉学子“学择汉宋之要，人以狂猖为归”，“读书明大义，立志期千秋”。提出“义利辨行止”，“作君子辨义利始”的主张，认为“真理学不在规行矩步，在以气节为归宿，教人以有耻力学为本。，均为两人所共识，因而，两人为忘年交，相知甚深，日后办均全力以赴去身体力行之。
纵观清末福建教坛，能著书立言，广以程朱理学教导学生且取得很大成就的，只有陈宝琛，谢章铤二者。此二人的确均与白鹿洞书院有不解之缘，认朱熹理学为正宗，接受其学术主张且身体力行之，对福建学坛影响甚大，起了重兴闽理学的作用。由于时代的前进，科举废止理学又趋衰亡。但是，无论如何，陈宝琛、谢章铤被称为福建近代理学名家、末代代表均是受之无愧的。究其由来，与理学圣地白鹿洞书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在修复、掌教书院之始均已矢志继承朱熹衣钵，重振闽省文风了，事实亦是如此，足见其体义精深，力行于不懈！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林伟功）

　　注释：
[1]陈懋恒、陈懋咸《闽螺江太傅陈公年谱》。
[2][3][5][8][10][11][12][22]陈宝琛《沧趣楼文存•谢枚如先生八十寿序》。
[4][6][21]陈宝琛《沧趣楼文存．谢枚如先生哀诔》。
[7]韩肇民《我所知道的陈宝琛，（《福建文史资料》第五辑）。
[9][17][18][19][20]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诗十三。
[13][14][15][16]陈衍《福建通志•文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