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宜兰位于台湾岛东北部，属中央山脉北端终止地带，旧称噶玛兰、蛤仔难、甲子兰。“三面负山，东临大海……为土番之区，荒古以来，久居化外。”(1)至清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始收其地，设噶玛兰厅，置抚民理番通判；同治十三年(1874)开山议起，自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1876. l.16)清廷谕改厅为县，曰：宜兰。此中纳入版图，设厅置县，福州籍几位乡贤先后为此作出的努力，功不可没。正如连雅堂先生所曰：“噶玛兰开设之议，前后继起，而金銮之论，尤为剀切”、“自古以来，移民麇至，治沟塍，兴水年，险阻集，物土方，而噶玛兰为乐国矣”，“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事实上福州籍人士谢金銮、梁上国均为宜兰开发设厅作出贡献，而沈葆桢则对整个台湾开发厥功甚伟，而其中对宜兰设县定名也不乏真知灼见。郭柏芗则作为新学训导，也为噶玛兰教育尽过力。由于谢、梁、沈、郭四公先后均为宜兰开发奠定一些基础，为纪念福州乡贤，特撰此文以襄“宜兰研究”盛举。

谢金銮与蛤仔难纳入版图之议

　　噶玛兰纳入版图，并设厅置通判管理之功，首推谢金銮与粱上国。
谢金銮(1757-1814)，字巨廷、一字退谷，晚年改名灏，系福建侯官（今闽侯县）南屿乡溪坂村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嘉庆六年(1801)起在邵武、南靖、安溪、南平等地署任教谕，十年(1805)任嘉义教谕。其以蛤仔难“故台湾东北瓯脱地，周数百里，土衍而道隘，界浊河南北，号东势、西势，为吴沙、潘文贤分据，垦田弥望。海寇蔡牵、朱偾屡窥焉，有司以未版籍不问也。嘉庆十一年(1806)，前巡道杨廷理建议大府请收之，不报。金銮得其要领，条陈利害，作纪略，北走使京师，上其书同乡梁宫詹上国，上国具采以闻，朝议从之。廷理董其事，一切经画必手书报告金銮，后设厅易名者是也”。(2)
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一．列传三中称：“金銮以蛤仔难居台之北东，势控全局，若为贼有，则祸害靡宁，遂考其图经，征其始末，著《蛤仔难纪略》六篇：首原由，次宣抚，次形势，次道里，次图说，而终之以论证……上之当道，请收入版图。咸以险远为难，乃邮示乡人少詹事梁上国，据以上闻。诏命闽浙总督派员经理，设噶玛兰厅”。
谢金銮称蛤仔难“土地日辟，商贾日集，蒸蒸向化，渐有都会之观”。他认为事关台湾治理与海防，如不纳入版图，加强管理，有七不可。在论证中指出“……今日之蛤仔难……吾民居者众已数万，垦田不可胜计……为官长者弃此数万民，使率其父母子弟，永为道租逃税私贩偷运之人而不问也。此其不可一也。弃此数百里膏腴之地，田庐畜产，以为天家租税所不及也。此其不可二也。民生有生有欲，不能无争……使其自斗自杀自生自死若不闻也。此其不可者三也。且此数万人之中，有一雄黠材智杰骜不靖之人，出而驭其众，深根固蒂，而不知以为我疆我土之患也。此其不可者四。蔡牵窥伺，朱偾钻求，一有所合，则借兵于寇也。此其不可者五。且就其形势观之，南趋淡水，艋为甚便，西渡五虎、闽安为甚捷，伐木扼塞以自固则甚险。倘为贼所有，是台湾有患，而患则及于内地。此其不可者六。今者官虽未辟，则民则已开……而独为政令所不及，奸究凶人以为逋逃之薮，诛求弗至。此其不可者七。凡此七者，仁者虑之，用其不忍之心；智者谋之，以为先几之哲，其要归于弃地弃民之非计也。……故使今之蛤仔难可弃，则昔之台湾亦可弃”。
谢金銮认为“蛤仔难之民，即尧舜之民也，何祸端之有？杨太守之入也，欢声动地，驱为义勇，则率以从；索其凶人，则缚以献，安在其久违王化哉？……且夫制治之方，视民而已。民之所趋，不可弃也，沃足以容众，险足以藏奸。台湾之地大概如此，有类蛤仔难者，尚当以渐致之，其事非止于蛤仔难也”。他的意见当局置若罔闻，为国家民族计，遂设法找人上之当道，同乡梁上国声气相通，言于朝廷。

梁上国与噶玛兰厅设置

　　为了哈仔难纳入版图，设官治理事，福州长乐人梁上国同样做出不懈的努力。
梁上国(1748-1815)，字斯仪，一字九山，长乐江田人，乾隆乙未(1775)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编修。嘉庆十二年(1807)，迁詹事府少詹事。（后历宦山东道监察御吏、工科给事中、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著述甚丰。）。十三年十月，其奏言：“台湾淡水厅属之蛤仔难，田土平旷丰饶，每为海盗觊觎。从前蔡牵、朱偾皆欲占耕，俱为官兵击退。若收入版图，不特可绝洋匪窥伺之端，且可获海疆无穷之剩”。
他疏称：“噶玛兰地势平旷，北、西、南三面皆山，惟东面临海，海口有洲屿蔽之，其北隅有港曰乌石港，南隅有港曰苏澳港，两港之船，可自为出入，不必与台郡相闻。其间田土丰饶，居民不少……夫其地未入于版图，其人遂域于化外，万一不能自守，沦为贼巢，恐海洋从兹多事矣。……今噶玛兰之地，宜遵雍正元年、九年之例，收而抚之，则海疆之获益有四：一以绝盗贼觊觎之患……一以使海疆无化外之民……一以使全台增土田之利……一以使番社怀朝廷之德……今噶玛兰番社，北境二十三，南境十二，北境居民转多于南者，足以见番民并居，两不相碍也。况朝廷以恩意招徕之，以良法绥定之，番垦者归番，民垦者给民，番民所未垦者，官为屯田，则番民相睦，上下和同，台疆将利赖无穷矣”。(3)
梁上国此疏深深打动嘉庆皇帝之心，下令督抚议之。查阅《清实录》就有如下的记载：
嘉庆十四年正月十日（1809年2月23日）《清实录》载：“又另片奏，查勘蛤仔栏地势番情另行酌办一节。蛤仔栏北境居民现已聚至六万余人，且于盗匪窥伺之时，协力备御，帮同杀贼，实为深明大义，自应收入版图，岂可置之化外。况其地膏胰，素为贼匪觊觎，若不官为经理，妥协防守，设竟为贼匪占踞，岂不成其巢穴，更为台湾添肘腋之患乎！著该督抚熟筹定议，应如何设官经理，或用文职，或驻武营，随宜斟酌，期于经久尽善为要。”；“再，梁上国摺内，叙及蔡逆贼船进至苏澳港之时，先已率众上岸，有该处番人与斗，居民吴氏擒获数贼，始惊溃而去。嗣朱逆复又窜往，亦经居民与官兵夹攻贼等词。该处居民见官兵剿贼，即知如此出力，著即详查加之奖赏，若系著名贼目多人，应即奏明酌赏顶带，以示鼓励”。
由上记载，蛤仔难纳入版图，虽有谢金銮之纪略，但实际起作用的是少詹事梁上国。由于谢、梁上下配合，且对蛤仔难情况均有深刻了解，并由国家民族的利害细作详述，使其纳入版图，建厅设治成为可能，长期搁置的政事，终于上下意见一致。谢、粱两位立足于国家民族大义，不以位卑言轻，勇于言事，此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十五年(1810)，“总督方维甸以漳泉械斗奉旨查办，行次艋，土目包阿里等率各社番丁叩辕求见，请入版图，业户何绘等亦请照则升科。维甸据以入奏，称“噶玛兰田土膏腴，米价较贱，民番流寓日多，若不官为经理，必致滋生事端”，历言收入之利，命扬廷理偕巡检胡桂等入查，分划地界，以为设官之计。……泱泱乎可为大邑也。……台湾道张志绪复勘。十六年，督抚会奏，命大学士会同各部议复。十七年(1812)八月，始收其地，设噶玛兰厅，置抚民理番通判”。(4)谢、梁的愿望终得实现。

沈葆桢与宜兰置县

　　噶玛兰厅撤厅建县，并命名宜兰之功。当推沈葆桢。
洗葆桢(1820~1879)，字幼丹，号翰宇。侯官（今福州）人。林则徐女婿。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成翰林。咸丰四年(1854)，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次年底任九江知府，继署广信（今上饶）知府。后随入曾国藩之幕，历任广饶九南道、江西按察使、吉南赣宁道等职。镇压太平军有功，升江西巡抚。丁忧回籍。同治五年(1866)任首任船政大臣，主办船政局、船政学堂，奠定中国近代海军、造船业之基。十三年(1874)受命为办理台湾等海防兼理各国事务钦差大臣。任内对台湾事务有兴革，加强了对台湾的管辖、防务和经济开发。[光绪元年(1875)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五年卒于任上]。
沈葆桢赴台，是因同治“十年，琉球人遭风至台东，为牡丹社番所杀。翌年，日本小田县人亦漂至卑南被劫。十三年夏四月，日军来伐”。(5)奉命“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6)“视师台湾。及平，诏命葆桢筹划善后机宜”。十一月，葆桢经过深思熟虑，认定必须开山抚民，弛开旧禁。他认为“惟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事宜，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善后难，以创始为善后则尤难。臣等曩为海防孔亟，一面抚番，一面开山，以绝它族觊觎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固未遑为经久之谋”(7)他把杜绝外患，巩固台湾海防的根本措施认定为“开山抚民”，首要之事奏请开禁，认为“全台后山除番社外，无非旷土。迩者南北各路虽渐开通，而深谷荒埔，人迹罕至，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今欲开山，不先招垦，则路虽通而仍塞；欲招垦，不先开禁，则民裹足而不前……际此开山伊始，招垦方兴，臣等揆度时势，仰恳天恩，请将一切旧禁，尽与开豁，以广招徕，俾无顾虑”(8)同时，他又请移福建巡抚于台湾。开山中，“……以提督罗大春率兵十三营，自噶玛兰之苏澳而至奇莱，凡二百零五是为北路。军过之时，沿途野番虽有狙击以阻前进，而或剿或抚，建垒驻兵，以警卫之。一年之间，遂告成功，而东西之途辟矣”。(9)葆桢以“北鄙日辟，垦务日兴，于是奏请添设台北府县以资治理”。(10)
沈葆桢在奏本中多处涉及噶玛兰，他指出“嘉庆十五年，复自远望坑迤北，东至苏澳，计地一百三十里．设噶玛兰通判以治之……兰厅建治以后，自三貂岭绕至远望坑，复增地数十里有奇。其土地之日辟，古今不同有如此者。……况去年以来，自噶玛兰之苏澳起，开山抚番，至新城二百里有奇，至秀姑峦又百里有奇。若山前布置尚未周详，则山后之经营何从借手。故就今日台北之形势而画，区为三县，以分治之，则可以专其责成；设知府以统辖之，则可以系其纲领”。(11)为此，葆桢主张“自远望坑以北而东，以噶玛兰原辖之地，拟设一县，名之曰宜兰县……应请改噶玛兰通判为台北府通判，移驻鸡笼以治之”。(12)这些均是因时制宜，外防内治之策。以噶玛兰的地理位置及其他方面，在沈葆桢的心目中是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开山招垦，设县定名是沈葆桢对宜兰作出的不朽贡献，“宜兰”的命名有其深刻的寓意，但非后辈所可猜测的。
清廷对沈葆桢的上疏的反应是良好的，这也说明葆桢分析的明了透彻，不妨看看有关记载。
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1876年1月l6日）《清实录》载：“谕内阁：前据沈葆桢等先后具奏。台北拟建府厅县治，请移札南北路同知，酌改台地营制，台属考试请归巡抚主政各摺片。当派军机大臣会同该部妥议具奏。兹据奏称：沈葆桢等所奏各节系为因时制宜起见，自应准如所请等语。著照军机大臣等所议，准其于福建台北艋地方添设知府一缺，名为台北府，仍隶于台湾兵备道，附府添设知县一缺，名为淡水县。其竹堑地方原设淡水厅同知，即行裁汰，改设新竹县知县一缺，并于噶玛兰厅旧治添设宜兰县知县一缺，即改噶玛兰厅通判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札鸡笼地方”。
沈葆桢对台湾的贡献，连雅堂先生赞曰：“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此中，对宜兰的开发，的确也是不朽功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郭柏芗与噶玛兰厅新学

　　噶玛兰厅新学与福州乡贤郭柏芗有段鲜为人知的关系。
据连雅堂先生《台湾通史》卷十一教育志载，“清人得台之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知府蒋毓英始设社学……二十三年，新建台、凤两县儒学……”，而“宜兰县儒学，在宜兰县治，光绪二年建”。在此之前，当地只有仰山书院，其“在宜兰县治文昌宫之左。初，杨廷理入兰筹办时，以宋杨龟山为闽学之宗，而兰之海中亦有龟山屿，故名仰山，志景行也。嘉庆十五年(1810)，始建一椽，至二十四年(1819)，噶玛兰通判高大镛乃延师开课，而屋渐圮。道光元年(1821)，署通判姚莹改筑于后殿左厢，亦只一厅一室，未几复圮。十年(1830)闰四月，署通判萨廉乃就旧址新筑三楹，为课士之地”。由上记述，可知噶玛兰之教育状况，自嘉庆十五年、二十四年、道光元年、十年，几度兴废，教育之落后可见一斑。
道光十年至改厅设县置儒学前，这段时间里，噶玛兰厅是否还有办学？囿于资料不足，难致臧否。但在翻阅《福州郭氏支谱》中，突然发现福州名士郭柏苍（号蒹秋）与其弟郭柏芗于同治十年(1871)有关于噶玛兰新学的唱和诗。由柏苍诗之题目，直指合亭调任噶玛兰新学教官，这说明在书院与儒学之间似乎还有一新学，所指未明，但由柏芗诗中可知当时新学中已有四十余名学生，人数虽少，可与往昔相比，已非当年屡建屡圮之况，甚为难得。为补记载遗漏之憾，特将此唱和诗刊行，以供参阅。
弥苞（柏苍）《合亭调任噶玛兰新学教官，残冬东渡，春初喜得来书，作此以寄诗》：
消息风涛外，
忻闻去棹还。
家贫忘老大，
官小得清闲。
习俗维新急，
人文创始艰。
惠体有兄弟，　　　远兄乞休已奉旨，
应更忆乡关。　　　同治甲戌(13)
弥章（柏芗）在《噶玛兰学署寄和蒹秋兄诗》中，记叙了其赴台湾噶玛兰的行程险艰，以及囊中羞涩的境况，为此将眷属留于府城的无奈，至任所叙述到当地生蕃杂处，学生甚少，及日本拟进击生番的议论，诗虽不长，但是福州人士记述噶玛兰情况的写实诗，颇有史料价值。现特录下：
穷海沧茫外　　　　由台郡十日抵鸡笼板北迫海，洪涛驻
浪一望无际，斜折而东，则层岗叠嶂，
陡削绝险，即三貂岭、草岭也，又回
折而南，三日方抵兰垣。
家书一纸还　　　　书到展诵，喜而忘寐。
稍纾孤客苦　　　　资斧羞涩，眷属尚羁府城。
差喜冷官闲
俗竞蝇头惯
音谐　舌艰
蛮烟和瘴雨
咫尺迫南关　　　　出城十余里至南关。虽关外尚有罗东、
苏湾等地，已与生番杂处。
三径归来日
家园喜往还　　　　远兄（柏荫）乞体已奉旨，家园聚首
何乐如之。
桃李趋门少　　　　文武生仅四十余人。
芝兰入座艰　　　　院长厅官之外少往来者。
更闻有倭警
梦寐绕乡关　　　　近日本国有进击生番之议，兰垣迫处
人心惶惶矣。
同治甲戌(14)
弥章，名柏芗(1819~1882)，号合亭，乳名焕文，是福州名士、举人郭阶三之第五子。阶三五子柏心、柏荫、柏蔚、柏苍、柏芗均举人出身（柏荫还是进士，官至广西、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世称“五子登科”。柏芗于咸丰辛亥(1851)恩科乡试，中式孟曾谷榜第八十六名举人，由国子监学正办理福州团练，奉旨加五品衔，选授南靖县学训导，改补汀州府学训导，调补平和县学训导。同治十年(1871)，大计卓异，调补台湾噶玛兰新训导，俸满调补莆田县学训导。(15)生于嘉庆已卯年（l819年）六月初八日子时，卒于光绪壬午年(1882)八月三十日午时。配陈氏生于嘉庆甲戌年(1814)九月二十八日卯时，光绪丙子年(1876)五月十四日戌时，卒于子调昌莆田学署。其妻陈氏可谓随夫赴任旅台，且到过噶玛兰的女子，也甚为难得。其独生子调昌也是举人出身，子孙甚蕃。
郭柏芗在噶玛兰新学以“俸满”计，至少有三年之期。虽路途艰辛，其妻滞留府城不可能不往噶玛兰。他诗中有府城至噶玛兰的里程记述，行十日方能抵基隆，然后翻山越岭，再三日方抵兰垣，这与连雅堂先生在《台湾通史．军备志》中记载“兰地僻远，在台湾极北山后，距郡十三日程……中隔三貂大山，径窄溪深，极为险阻”是非常相符的；其次，城南关已是与生番杂处了；最后，记述“近日本国有进击生番之议，兰垣迫处人心惶惶矣”。这三方面的记述颇有史料研究的价值。
当年，郭柏芗以52岁年迈之龄赴台，携眷同行，由于“资斧差涩”，只好将妻子暂时安置于台湾府城，一人先独往当时处于穷乡僻壤的噶玛兰新学上任，这种精神与情操令人肃然起敬。虽然，目前无法见到其他的史料记载，但是，他却能在此环境中工作至“俸满”，这种敬业精神及为教育献身的行为足以见其为噶玛兰教育事业作贡献于一斑。
综上所述，福州乡贤谢金銮、粱上国、沈葆桢先后为宜兰的设厅置县作出贡献，郭柏芗多寡也为宜兰的教育尽过力，他们均可算福州籍对宜兰开发的有功之人，他们与宜兰开发均结下难解之缘。为何他们均如此努力呢？根本一点，都认为噶玛兰是富饶美丽之沃土，“沃足以容众”，其问田土丰饶，居民不少，且能“势控全局”，纳入版图，设吏治理“可获海疆无穷之利”。同时，均认为对于原住民（即番民者），应“以恩意招徕之，以良法绥定之”，目的达到“番民相睦，上下和同”，弛开旧禁，开山抚民，正是当时符合发展全台，巩固海防，维护中国主权与统一的需要。收而抚之的四大益处：“绝盗贼觊觎之患，使海疆无化外之人，使全台增土田之利，使番社怀朝廷之德”均显而见之，从而为宜兰的开发与繁荣以及台湾的开发与繁荣，奠定了坚实之基。
当然，不可否认，宜兰的今日是与历代民众辛苦耕耘，努力开发分不开的，但也不应该忘记历代先贤为此呕心沥血所作出的贡献。谢金銮、梁上国、沈葆桢，以及郭拍芗，他们均是福州人，但为了哈仔难——噶玛兰厅——宜兰县的发展与进步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都可以称为宜兰的功臣。闽台古一省，榕兰是一家，福州人士在宜兰开发中竟占据了不可低估的地位，是过去所未料到的，闽台、榕兰一衣带水，自古一家。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让我们牢记他们对宜兰开发的贡献吧！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林伟功）

　　注：
(1)连横《台湾通史》卷五疆域志，宜兰县。
(2)陈衍《闽侯县志》卷七十八，儒行四。
(3)《长乐县志》卷二十三，列传三。
(4)、(5)、(8)、(9)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五，抚垦志。
(6)《同治甲戌日本侵台始末》台湾文献丛刊第38种。
(7)沈葆桢《台湾奏折》，台湾文献丛刊第29种。
(10)、(11)、(12)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三列传五，沈葆桢。
(13)、(14)、(15)光绪壬辰季冬十九世杰昌、兆昌第七次重修《福州郭氏支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