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于1866年的马尾船政学堂是我国最早的航海、造船科技学校，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人才的摇篮”，近代第一批科技队伍的产生地(1)。其成就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
耐人寻味的是：近代有成就的名人中，有许多是马尾船政学堂的早期学生，并且是首批被选派留学的人。如严复、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郑清廉、吴德章、萨镇冰等一批杰出人物，正是就学于船政学堂创办初期，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总司其事之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能取得如此成就？沈葆桢的教育思想是值得探讨和借鉴的。

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

　　对创办马尾船政局的指导思想，沈葆桢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提出创办船政局的初步方案，主要是论述设局造船的必要性及其买机器、雇洋师、购料兴工的计划，也提出“由局挑选内地各项匠作之少壮明白者随同学习”，并让西洋师匠“教习制造兼教习驾驶”(2)的设想，然而对兴办学堂之事，还未详加筹划。同年9月25日，清政府就把左宗棠调督陕甘。应由谁来承担创建船政局的重任？左宗棠经“再四思维”，认为“惟丁忧在籍、前江西抚臣沈葆桢”才是最佳人选，并奏请清政府特命沈葆桢“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3)。在此之前，左宗棠还三次到沈葆桢家，商讨兴办船政事宜。经认真酝酿，到同年12月11日，左宗棠才在奏折中详细列举十条举办船政事宜和求是堂艺局章程及其清单，并阐述了办厂兴学的指导思想：“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4)；“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人艺日进，制造加强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5)。呈上此奏折时，左宗棠已经离闽赴陕甘了。创建经营船政的重担就落在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肩上。他努力把左宗棠草制的蓝图加以完善，付诸实施，并进一步明确指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6)。“当时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7)，“希望十数年之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8)。显然，这是对左宗棠奏折中阐述的办厂兴学指导思想的概括与深化。
这种把学习西洋先进技术，培养本国人才放在首位，视为根本的思想，反映了马尾船政创办者的远见卓识。
鸦片战争后，丧权辱国的严峻现实，使一批有识之士看出了古老的中国与西方现实上的差距，认为有向西方学习以御侮的必要。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自己横遭打击时还指出：“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即以船炮而言……不得不先事筹维……粤东关税既比它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9)。魏源也痛感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10)，主张“司造船械，并延请西洋柁师教行船演炮之法”(11)。左宗棠，沈葆桢正是继承与发展了林则徐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切实加以实施。当时偌大的中国不但无自己的坚船利炮，也没有能使用这些近代军事装备的人，更缺乏掌握制造之理的人才，不得不“师夷”，但求西洋人，难免授人以柄，不是永久之利”。欲自强诚然要拥有“坚船利炮”，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自己的掌握近代技艺的人才。马尾船政学堂的兴办，把“造”与“学”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学”为本，这是卓有成效的一大创举。早期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上海文方言馆、广州同文馆都是外语学校；初期的洋务企业，除马尾船政外，仅李鸿章1865年创建的江南制造局有办学之举。尽管江南制造局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但只是在办厂三年后才在局中设一翻译馆，九年后才附设一个操炮学堂，到1898年才办成工艺学堂，其成效和影响与马尾船政学堂不可同日而语。相形之下，办厂兴学同时进行，旨在“十几年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的左宗棠、沈葆桢就显得目光远大，其爱国思想更是难能可贵的。
沈葆桢在办厂兴学的实践中，也确实把学堂放在重要位置，在创办之初百业待兴、困难重重、经费紧张、谤议纷纷的情况下，还根据实际需要增添了专业，扩招了生员。“原议学堂两所，艺童六十名，后添绘事院、驾驶学堂、管轮学堂、艺圃四所，艺童共三百名”(12)。学校规模的扩大充分体现了沈葆桢为国育才的雄心魄力及其对学堂的格外偏重。
沈葆桢对学堂师资力量的配备也极为重视。船政局首批聘用的外国技术管理人员及其技工有52人，其中任学堂专职、兼职的教师就有23人，而这些人相对而言都是学有专长、水平较高的科技人员，包括工程师、总木匠师、设计科长、车间主任、海军船长、枪炮长等。其他没有担任教师的外国员匠也负有培训中国工人之责，并明确规定了受训工人数，列入模型车间的3个外国工人要培训12名中国工人，轧材车间的一个洋铁匠的受训工人是26名(13)。按合同规定：1874年“洋匠必尽数遣散，不得以船工未毕，酌留数人”(14)。但根据教学等实际需要还是挽留4名洋师匠，其中教师就占了3名。
在绝大多数外国员匠回国后，船政学生就得担负生产技术管理重任，这就不得不重于“学”。

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

　　对学西方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这是洋务活动家难以回避的问题。沈葆桢的主张有其独到之处。
“以中国之心思,外国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15)这种既要维护中国传统思想，又要贯通西学的主张与“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纲领似有相通之处。从冯桂芬的“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源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6)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7)，都把中、西学看成是“主”与“辅”，“体”和“用”的关系。沈葆桢的主张则是针对加强对船政学生的管理，从而保证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洋技艺而提出来的，有其特定的含义和具体的内容。
注重“德育”是古今教育的一项基本原则，沈葆桢也不例外。但德育内容则有明显的时代、阶级的烙印。沈葆桢虽然是深受其岳父林则徐影响的统治阶层中的开通派，但他毕竟是进士出身的封建官僚，他心目中的“德”的标准只能是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至于当时西方的一套思想道德观还未入耳入脑。他从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的亲身经历中，一方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深有感受；另一方面对洋人用鸦片船炮毒我同胞、辱我民族的罪恶行径更有切肤之痛，对“外国习气”有本能的反感，自然要加以抵制，不让学生沾染之。因此他在招收生员时，十分强调“德”的标准，对“招入局者，先扃门考校，择其文理明通。尤择其姿质纯厚者以待叙补。盖欲习技艺不能不籍聪明之士．而天下往往愚鲁者尚循规矩，聪明之士非范以中正必易入奇邪”(18)。所谓“入奇邪”不外是沾染、迷恋西方习气及其宗教等异端，因此，在保证“文理明通”，可堪造就的前提下，优先挑选纯厚淳朴，遵守规矩者入学以便管理。至于那些“易入奇邪”的“浮浇险薄之子”，沈葆桢担心他们“必无持久之功，他日于天文、算法等事，安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19)”。可见沈葆桢坚持“德”的标准主要是为保证其生员能持久地、专心致志地学习贯通益加精密的西方科技，掌握真才实学。
为抵制西方习性影响，沈葆桢还要求学生“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20)由于入学学生都经过经学考试，如严复的入学试题就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21)，他们都已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素养．只要求在课外温习温习，不忘基本即可。实际上学生对经典的学习也是抱着漫不经心的态度。“他们学习经典的方法是有些奇怪……各位学生将他们的功课大声朗诵，而二三十人这样学习功课，其结果喧嚣吵杂是可想而知了”(22)。他们对教学、外文等主要课程的学习则必须认真对待，否则就会被淘汰。
为保证学生的质量，沈葆桢还十分重视规章制度的制订与执行。据称“沈葆桢详立章条，遴选俊秀，学规极为整肃”(23)按《艺局章程》规定：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夜眠，听教习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还规定每三十月考试一次，成绩分三等。第一等者给奖，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沈葆桢严格实施这种淘汰制。“因其勤惰分别升降”(24)前学堂“开办以后入学的105名学生中，在1873年底仅剩下39名，6名死亡；60名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被开除”(25)在严厉的规章制度下，奖勤罚懒，褒优汰劣，使学生有紧迫感、危机感，从而不敢苟且偷懒，同时也使有限的教育经费得到合理使用。然而在沈葆桢离任后。船政局愈趋愈下。当局督促不严，学校纪律松弛。生员“偷惰宽疲”(26)以致必须整顿“复沈葆桢之规”(27)。可见沈葆桢的管理方式确是行之有效的。
正是由于沈葆桢注意在思想、规章制度方面严格要求学生．因而生徒大都能够自觉地勤奋学习。外国教师嘉乐尔先生称赞这些学生，说他们勤勉和专心工作，也许超过英国的学生，不管教师是否在场都坚毅地学习，未曾给教师增添意外麻烦。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28)可望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能否成材，必亲试风涛

　　以培养合格的近代造船、航海人才为宗旨，实施工程技术教育，偏重实际技能训练是马尾船政学堂一大特色，也是与中国传统教育迥热不同的崭新事物。这种教育内容和方式对自幼习诗书、青春攻“八股”的官僚来说是相当陌生的。然而，沈葆桢在办学实践中则提出了“能否成材，必亲试风涛”(29)的思想，以制造、航海的实践成功与否，作为检验办学成效的标准，显然这是明智之举。
办厂之初，日意格与德克碑跟左宗棠等订立的包教合同规定：“开设学堂教习法国语言文宇，俾通算法，均能按图自造；教习英国语言文字，俾通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方为教育有成效”(30)。这合同就成为船政局考核教师及学生的重要尺度。为慎重起见，沈葆桢又“与监督日意格约限满之日，洋匠必尽数遣散，不得以船工未毕，酌留数人……倘洋匠西归，中国匠徒仍复茫然……则调度无方，教导不力，该监督均难辞其咎(31)。这样就更明确地把所培养的学生是否具备独立制造、操作能力与对洋师的奖惩结合起来，进一步落实了沈葆桢本人与洋监督的任期目标责任制。
为保证培养出合格人才，沈葆桢十分注意发挥西洋师匠的作用，对洋监督提出的加强对学生动手能力培训等合理建议给予大力支持，付诸实施。沈葆桢任期内学堂就由原来计划的两所增加到6所，其新增加的4所都是以训练学生实际技能为目标的专业，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独特的地位。
法文学堂即制造学堂增加了绘事院和艺圃。
绘事院即设计科，是为掌握“造船之枢纽”之画图定式的技巧和制造设计原理，以防逐末遗本而设立的。其学生不但要学习有关理论课程而且要“每天花若干小时在工场同工人打交道，熟悉种种轮机和工具的实际细节”(32)。以期成为通晓设计原理，熟悉机器构造和生产过程绘图设计人材。设计科的创立，还是我国近代绘图设计专门教育的开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艺圃的设立。艺徒先是白天照常劳动，晚上学习一个半小时，1868年12月以后，又增加了上午一个半小时的学习时间，学习内容有法文，数学、制图及机械图说等。经过三年多培训，艺徒可望“为一部发动机的设计编写一份说明书，计算每一个部件的质量和重量，他们还能够描述这部机器运转的细微细节”(33)。成为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际技能的技术管理人员。这种利用业余时间对青年工人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形式，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独特意义，至今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英文学堂即驾驶学堂也增加两所。
一是管轮学堂。旨在培养船舶上的高级轮机人员，要求学员熟悉轮机结构，掌握机械操作规程及其装配使用方法，学习装配80匹和150匹马力发动机等。
还有一所是设在练船上的航海实习训练学堂。如果说原先的驾驶学堂叫航海理论科的话，那么后者就是航海实践科。学员在理论学习三年后经考核转入练船学习实践。主要科目有航海术、炮术、指挥等航海及作战技能。沈葆桢对学生的航海实践极为重视，他认为“船成之后，以驾驶为急务……而出自学堂者，则未敢信其能否成材，必亲试风涛，乃足以觇其胆智，否即实心讲究，譬如谈兵纸上，临阵不免张皇”。因此他派人专程到香港南洋等地购买练习用船而未得后，他考虑到“登舟练习之事，终不可久延”，就先用刚制成的第三号80匹马力的“福星号”作为练船，“拟以学堂上等艺童移处其中，饬洋员教其驾驶，由海口近洋，由近洋而远洋，凡水火之分度，礁沙之夷险，风信之征验，桅柁之将迎，皆令即所习两者，印之实境，熟极巧生，今日聚之一船之中，他日可望分为数船之用，随后新旧相参，践更递换，皆可渐收实效”(34)。后来，从德国买回囗板船一艘，改名“建威号”，再拨自制的“扬武号”船，专供学生实习。
由于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系统教育方法，取得良好效果。
英文学堂的学生经过几年的学习，“管轮学堂学生凡新造之船机器皆所经手合拢，分派各船管车者14名”(35)。学航海专业的学生在1873年及稍后能胜任管驾或管轮、指挥航行、掌握驾驶工作的有十余人。其中“张成、吕管驾闽省原购之海东云，长胜两轮船，使独当一面”(36)在航海实习中，建成、扬武等船还先后远航到新加坡、槟榔屿，菲律宾以及日本等地，既验证了学生航海的实际才能又播扬了国威。例如1872年，“扬武”至长崎横滨各地，聚观者数万人”(37)。1876年，扬武号“至日本洋，日人颇生艳羡。嗣入内港，气势昂藏，足令人骇异”(38)。
至于学习制造的学生，日意格提出的考核方式：“自模厂始，挑选匠徒之聪颖者逐加验试。洋匠头授之以图，令其放手自造。是后，洋匠均不入厂，俟其自造模成，察看吻合与否；稍有丝毫未协．再为详说窍要，令其改造。试之又试，至再至三，务期尽其技能而止，模厂既毕，他厂继之”。沈葆桢认为“其所议尚属实，饬令次第举行”(39)。结果“一任中国匠头督率中国匠徒放手自造，并令前学堂之学生，绘事院画童分厂监之，数月以来，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40)。
由于船政学生已基本掌握制造、航海技术，因而在1874年大批洋师匠如约回国后，船政局能依靠自己培养的人才继续维持下去。并在次年（1875年）就自行设计自行制造出近代木壳兵船“艺新”号，这艘由船政学生吴德章、汪乔年等“并无蓝本，独出心裁”(41)设计出的兵船试航结果“船身坚固，轮机灵捷”(42)。反映了船政学生已具备较高的创造才能。
左宗掌对马尾船政局的成就有过客观评价：“东南之有船局，惟沪与闽，沪非洋匠、洋人不可，闽则可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43)。这事实本身就是船政学堂教育富有成效的有力说明。

以中国之成技，求外国益精之学

　　沈葆桢没有满足取得的已有成就，而把学生的进一步深造及时提科议事日程，为派遣学有成效的船政学生出国留学做了精心筹划，并促使成行。
沈葆桢对当时世界科技“奇才迭出，日新月异”的进步有较清醒的认识，对已取得的成绩有正确的估价。”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甚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还是处于落后境地，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师资不广，见闻不多”，还未学到西洋科技精髓之故(44)
沈葆桢看到“洋人来中国教习，未必上上之技”(45)。所聘来的洋师中虽有总木匠师，工程师等科技人才，但为数众多的还是技术工人，而既有实际技能又有较深理论造诣的专家缺乏，即使正副监督日意格、德克碑也“素非制造轮船机器之匠”(46)，不是制造方面的行家。当时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列强不愿让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谈不上诚心帮助中国人掌握西方最新科技；另一方面清朝洋务官僚对西方科技不内行，所知甚浅，这样显然难以请进上流水平的专家。
要改变“故步”落后状态，掌握最新技术，只能走出去“观摩考索，探其制作之源”。
从1873年（即洋师匠合同期满前一年）起，沈葆桢就一再呼吁派遣船政学生出外留学。他主张挑选“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分赴英国、法国深造，经三年五年首批学生毕业回国后再选船政学生中可造就者继续出国留学。“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较诸平地为山者，又事半功倍矣”(47)。这种方式不同于此之前我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的派遣计划，那是1872年由容闳率领30名幼童赴美留学，此后每年都派30名，到1875年，共派官费留学生共125名，预计15年后每年回国30名。这个幼童留学方法学习周期长达15年，且不便管理。结果清政府担心他们离经叛道，成为祸害，于1881年就让首批学生提前归国，从而使这批留学计划半途而废。
沈葆桢的留学方案则比较慎重周密，切实可行，还体现在：
留学目的明确。对学制造的优秀生要求“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对学驾驶的优秀生要求“赴英国深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希冀登堂入室“窥其精微之奥”(48)，“炼出全才”。“至学生中有天资杰出能习矿学、化学及交涉公法等等，均可随宜肄业”(49)。
学习计划周全。订有详备的章程，对衣、食、住、行、通信、医疗等都有规划，更有各科逐年的课程包括学习考试的安排。
步骤稳妥。1873年，拟派留学计划由于经费困难等原因而未能实施。1875年冬，趁日意格回国之便，沈荐桢建议派刘步蟾、魏瀚等优秀生随赴英国参观考察以开扩耳目、增长心思，为随后留学做准备。到1877年3月，才由日意格率领一批二十几名优秀船政学生分赴英法留学。由于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和周密布署，留学计划得以顺利实行。
这批通晓英文或法文，具有扎实知识基础的精英经过2至6年的探造后成为当时难得的栋梁之材。学制造的留学生归来后在船政局的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实现“无求于西人”的愿望。尢其是魏瀚等人采用当时世界上最新的先进技术。设计制造了2200吨的“开济”号铁胁快船和2100吨的“平远”号双机钢甲兵轮等轮船，使我国造船技术接近甚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学驾驶的留学生归国后绝大多数成为南北洋海军的主要将领，其中萨镇冰还任过海军总长。他们大多数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如刘步蟾、邓世昌、林泰曾、林永升等在甲午战争中壮烈捐躯，用热血写下气壮山河的篇章。这批留学生还成为中国近代军事科技教育的重要师资力量，除了充任船政学堂的教习外，严复、蒋超英、魏瀚等还担任了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的总办、总教习。此外，在外交、翻译、矿业、制造等方面，这些船政毕业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严复，介绍一套西方思想，起了震聋发聩的启蒙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沈葆桢为“无求于西人”而师西方技艺的爱国思想，视学堂为根本的设厂办学的指导方针，对学生从严要求“因其勤惰分别升降”的奖罚措施，以学生是否具有实际技能作为任期考校标准的务实态度，放眼世界，以中国之成技，通外国益精之学的远见卓识，乃是一笔不可忽视的遗产。
注释：
(1)林庆元《船政前后学堂和我国近代科技队伍的产生》见《文史》第15辑。
(2)、(3)、(4)《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9、19、 20。 
(5)、(30)、(12)、(46)《洋务运动》第五册第27、34、115、120页。
(6)、(7)、(14)、(15)、(18)、(19)、(20)、(24)、(31)、(35)、(39)、(40)《沈文肃公政书》卷4。
(8)、(45)《清代七百名人传•沈葆桢》第428、431页。
(9)《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84-885页。 
(10)魏源《圣武记》卷1。
(11)魏源《海国图志》卷2。
(13)林庆元《马尾船政局聘用外国人的性质和作用》见吉林大学出版社《洋务运动讨论专辑》。
(16)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卷2。
(17)《张文襄全集》卷47。  
(21)严复《送沈涛园备兵淮扬》。
(22)、(28)《洋务运动》第八册第387、385页。  
(23)、(26)、(27)张佩纶《涧于集》卷4。
(25)、(32)、(33)《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464页、465页。
(29)、(34)《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
(36)、(41)、(42)(船政奏议汇编》卷9、12、14。
(37)《严几道年谱》第5页。  
(38)《万国公报》卷373。
(43)《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2。
(44)《李文忠公全书》奏稿28。
(47)、(48)《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二）。
（作者：闽江大学　林友华、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　林伟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