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笔者曾应邀陪同日本高野山高等学校教头备前有隆先生等一行参加在霞浦召开的国际空海学术讨论会；并带他们考察了圆珍和尚当年入唐靠泊地连江浦口、入境地福清海口、居留地福州开元寺。关于空海和尚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八月十日，到福州长溪县赤岸镇已（以）南海口……”而引发的空海登陆地之争的三种观点一直萦绕心中，持“小赤岸”说者将登陆点肯定在距今海岸线千余米的霞浦县赤岸村的松臭墩；持“中赤岸”说者提出当年的赤岸镇应为整个擢秀里，而登陆点有说为松山海口，有指在今城关镇东关街处；持“大赤岸”说者，则认为赤岸镇泛指今福鼎、霞浦沿海地带，登陆点应在沙埕港。孰是孰非，笔者不敢擅作评论，但对研究视野局限于“已南海口”，且认定是地貌的“海口”，并在无确切根据的情况下定点，本人认为是不科学的，是不可取的。对以上三种见解，本人均不敢苟同。为此，拟就“赤岸镇已南”的登陆点问题及空海当年是否在福州开元寺居留，根据新发掘的史料谈点自己的肤浅看法，旨在抛砖引玉，恳请中外方家不吝赐教。

　　空海入境地在福州海口镇

　　空海和尚当年入唐的第一个靠泊处——长溪县赤岸镇是可定论，唯必须深入探讨者是其入境地，即镇将杜宁、县令胡延沂等相迎处。以上三说判断空海等的登陆点是据《日本后纪》卷第十二、第六二页：“八月十日，到福州长溪县赤岸镇已南海口，镇将杜宁、县令胡延沂等相迎……因回船向州”的断句而提出的。目前，赤岸镇从来不是建制镇、边防镇，大家已取得共识，日方文献所载的“镇”，可理解为村落集镇。所遗憾者上述三种观点至今仍无法解释不是边防镇何来镇将，且地位在县令之前，航程中明确需要“回船向州”的三个疑团。
　　“海口”在上提三说中，均认定为地貌的“海口”，因而在位置上则有多种看法，主观臆测的成份很大，又无十分有力的史实、考古发掘为依据，故出现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现象，一直相持不下。而“小赤岸”与“中赤岸”观点中，则一共提出三个登陆地点：赤岸村松臭墩、松山海口、城关镇东关街处。“大赤岸”说更为空泛，所指在今赤岸村的北方，与记述中的“已南”明显相悖。笔者认为在探讨中，不可排除地名“海口”的可能，将研究的视野扩大，无形中将使学术探讨面增大，对判断是非大有裨益。现不妨就地名“海口”的可能作点探讨。
　　据史料记载，唐代在赤岸以南的福州属地中，确系存在着一个以“海口”为名的边防镇——海口镇，时地属福唐县（即今福清）。《历代职官表》称：“唐代边防据点亦置镇”，有镇就必有镇将，《中国历代职官辞典》“镇将”条目记述，“唐代设镇以防备边境，其镇分上、中、下三等，各镇设镇将及其副职镇副。”显见这样的镇是军事据点，职责是防备边境，主官是镇将。无边防镇的设置，就无镇将。当年长溪县无边防镇的设置，就必然无镇将，空海记述的“镇将杜宁”显见与长溪县无关了，且一抵岸就有镇将、县令相迎，可见唯有边防镇方有此利便。且边防镇将的地位也确在县令之上。原三说均无法圆满解答。“回船向州”的“回船”问题，在这里也可寻到明确的答案。“回船”指有航程重复，而此海口（镇）位于入州通道闽江口以南，由赤岸至海口（镇），再由海口（镇）向福州，有闽江口至海口（镇）此段水路重复，恰能与“回船向州”的记载相吻合。将“海口”考虑为地名，从而发现海口（镇）确为唐设边防镇，有镇将设置，且地位在县令之上，赤岸至海口（镇）后向福州的航路就要“回船”，原三观点无法解释的问题，在此均已得出结果，且顺理成章，赤岸镇的“已南海口”当是边防镇之“海口”，不可能是地貌的“海口”。
　　因而，可以将上引《日本后纪》的记载：“八月十日，到福州长溪县赤岸镇已南海口，镇将杜宁、县令胡延沂等相迎，语云，当州刺史柳冕缘病去任，新除刺史未来。国家大平者，其向州之路山谷险隘，担行不稳，因回船向州。十月三日到州。”解释为：空海一行于八月十日已到达海口镇，而不是在赤岸附近的地貌“海口”处。海口镇将杜宁与福唐县令胡延沂等相迎。当时因缺文书印信而被拒绝入境事的发生地点，就必然在边防镇海口了。因而，空海一行因风漂泊至赤岸的时间应在八月十日之前，按赤岸至海口（镇）航程约在两天，估计空海抵赤岸时间当在八月八日。
　　既有上述看法，现就必须细究一下海口镇是否存在，镇将是否有办理入境事务的职责。令人高兴的是，比空海和尚迟四十九年入唐的圆珍和尚经由海口镇出入境的史实，正是最好的明证，且补我国资料散佚的不足，圆珍和尚于唐大中七年（853年）来福州。是年八月“十五日午时，遂获著岸，而未知何国界，便问所在，知此大唐国岭南道福州连江县界。于时国号大中七年矣。合船喜跃，如死得苏。十六日上州，便宿海口镇，镇将朱浦殷勤安存，具状申州。十七日达州下……二十一日……安堵于开元寺……九月二十日，辞使向北……”^1-①在至今保留收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圆珍入唐的关牒文书上，还有“福建海口勒日本国僧圆珍等出讫。大中七年九月廿八日……镇将朱浦”^1-②的签署。显而易见，圆珍“辞使向北”仍至海口出发，海口镇将朱浦还在其关牒文书上签署。这已确证边防镇海口镇的存在，且有镇将的设置，镇将还有管理出入境事务，“具状申州”与签署关牒文书的职责。
　　由相近时期日本圆珍和尚一行在漂泊地连江县要“上州”，却要“便宿海口镇”，明显弃近求远的史实看，为何要拐往南边的海口镇，多走一天航程，而不直接从连江由闽江口（梅花或长门两口）溯江而上，显见为了办理入境手续。镇将朱浦“具状申州”也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唐朝外国人来福州必须到负责管理出入境事务，办理关牒文书的边防镇——海口镇办理出入境手续。申报入境，签署关牒则由海口镇将负责。由各方面的记载看，唐代镇的设置较稳定，镇将职责是一贯制的。国外入境者均须由当地边防镇办理入境手续。因而，当年空海和尚一行入境也同样需要由福州入境地——海口镇办理入境手续，因缺文书印信必须羁留在入境地等待上方批准办理入境手续，因而更证实了笔者认为空海当年的记载是地名“海口”之不谬。那他们的羁留地也必然在入境地了。空海入境的记载虽少，且比圆珍和尚早四十九年，但入境的程序可以说是相同的，即由靠泊地→入境地（海口镇）办理入境手续→福州。
　　就目前所能涉猎的资料看，空海、圆珍先后由福州属地入唐，而福州所属有镇将建制的边防镇只有海口镇，至于闽安镇、黄岐镇均属后话，且从未达到边防镇相等一级的建制。据载：“海口巡检宝元元年（1038年）以前治钟门，从本州抽差，屯住本城……。”^1-③“海口巡检一员，旧置钟门，巡捉香药，管本澳烟火及长乐海道……治平元年（1064年）……仍兼本镇烟火公事，兼沿海巡检……巡捉私茶盐矾，防护番舶。”^1-④以上记述只是镇属巡检的职责，也多寡可以说明宋以前海口镇的边防镇地位及职责——沿海巡检，防护番舶。直至明清有兵力明确记载的福州沿海所设“一卫三所”中，海口镇东卫城有兵力8687人，而三所——定海、梅花、万安千户所，兵力均在1500人左右，也足见海口镇在历史上重要战略地位于一斑。
　　附带提一下，当年沿闽江上州的水路边的闽安镇虽有居民，但未设“镇”，与“赤岸镇”的情况相同。此地直至宋天圣七年（1029年）方设巡检司，其地位低于镇将。因而，认为空海在此羁留中办入境手续是不可能的。当年福州沿海确为边防镇建制的、且负责管理出入境事务的只有海口镇，因而，空海入境地自然非海口镇莫属。
　　综上所述，按与空海记载相吻合的情况看，他们一行的第一个靠泊地在赤岸已无疑议，可入境地绝不在赤岸附近的地貌“海口”，而是在知悉入境手续必须在福州唯一边防镇——海口镇办理后，即南行到海口（镇），镇将杜宁及县令胡延沂等“相迎”，由于缺文书印信等待补办入境手续而羁留于海口，直至获准入境后，方回船沿闽江至福州。明确说，空海的真正入境地在海口镇，羁留地也在此，而不是赤岸附近的地貌“海口”。

空海福州居留地在开元寺

　　空海一行在海口镇羁留后“回船向州”，至十月三日方到福州，居留一个月，居住何处众说纷纭，较多学者认为在开元寺，但也有人认为应在鼓山涌泉寺，更有甚者指在西禅寺，故不妨花点笔墨谈点看法。
　　据史籍记载，空海入唐时，福州城池甚小，是史称“子城”者，“晋太康三年(282年)，郡守严高所筑，自晋迄六朝皆仍之。”^2-①至唐僖宗中和(881-885年)中，观察使郑镒修拓其东南隅，在《名胜志》中载范围：“北起小山阜，南至虎节门，东起康泰门，西至宜兴门，东南至安定门，西南至清泰门。”^2-②这里已是修拓东南隅城廓后的规模。在此城中的寺院唯有一个开元寺，作为全州最大的寺，占当时一城面积的十分之一强，即州城的东南部全部为开元寺所有。而由唐大中七年(853年)八月二十一日抵达福州的日本圆珍和尚在拜见观察使后，被“安堵于开元寺，优给生料……即于寺中遇中天竺摩揭陀国大那兰陀寺三藏般若怛罗，受学梵宇悉昙章……”^2-③足见开元寺历来被官方作为接待四方各国高僧之所。尤其会昌汰寺后，开元寺中还安置有从天竺来的高僧，且将从日本来的圆珍和尚一行安置于此。足见开元寺一直被官方作为接待国外僧人之所，是由来已久。
　　而最能说明空海当年居住于开元寺的记载云：“寺主僧惠灌は五笔和尚在りゃ无しゃと借问せぃ太。圆珍は语の是れ大僧正空海法师のことなるを知って、亡化せりると答ぇた。すなぉち惠灌は胸なたたさ悲して、その异芸のじま太かつたぐひぁらそるを称叹せられた。”^2-④
　　以日文记述了当年圆珍和尚住在开元寺时，寺主僧惠灌和尚查询圆珍是否认识“五笔和尚”（即空海，其对汉字之篆、隶、真、行、草五体书艺精湛，被唐德宗授予“五笔和尚”雅号）还健在吗？圆珍答，认识大僧正空海法师，但已作古。惠灌闻讯拍胸伤悲，痛哭流涕，悲叹说，不能再和空海切磋交流了。
　　显而易见，惠灌四十九年前就认识空海，且相交情深，并有切磋交流佛学的事实，而能知道空海赴长安后被唐德宗赐号“五笔和尚”。如今一遇日僧就查询情况，闻其圆寂悲伤到拍胸悲泣，且唉叹再也无法与空海切磋交流了，如此情深意重，足见空海当年就下榻于开元寺。作为官方接待国外游僧安置城内的唯一居留处的开元寺必须是官方对空海一行的安置处所，因为在城外的寺院安置是不妥的，也有失上国的礼仪。何况刺史、观察使衙门与寺院相近。至于会昌汰寺，全州也只保留一个开元寺，也可见开元寺在达官要人心目中的地位于一班。
　　另外，空海还为福州留下一首《灵源深处离合诗》，诗云：“磴危人难行，石险兽无升，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灯”。此诗名中的“灵源”无确指，按字义，灵者指“灵应、灵验”，而源者本作“原”，水流所从出。显系与水源有关，但也可引伸。就史籍记载，福州城里有阁名“灵源”，城外鼓山涌泉寺边有洞（其实为石峡）名“灵源”。
　　灵源阁在开元寺南，书载“灵源阁坐坎向离，额‘灵源’二宇，书文作水形。阁上罗索星象，以压南离……”^2-⑤直至明初闽中十才子之一的王恭还有诗吟：“城里青山闻梵音，灵源高阁影沉沉……苔色满廊行履迹，月明空界印禅心。自怜人世多氛垢，未得焚香礼遁林。” ^2-⑥
　　由“灵源高阁影沉沉”看，此灵源阁高耸。而空海诗“磴危人难行……烛暗迷前后……”颇有夜晚秉烛行走之意，是否与灵源阁有关值得探讨。
　　灵源洞则在鼓山涌泉“寺之左……岩窦嵌怪……两旁皆石壁，中裂一涧，深可三丈，有似于洞，故名……相传僧神晏安禅于此，恶水声喧聒，喝之，水遂逆流右转，是为喝水岩，五代梁寅有十二咏并记。”^2-⑦显见与唐末神晏有关。另有载：“店建中四年(783年)，有龙见于山之灵源洞，从事裴胄曰：‘神物所蟠，宜寺以镇之’。后有僧灵峤诛茅为屋，诵《华严经》，龙不为害，因号曰华严台，亦以名其寺。会昌中，汰僧徒，鞠为榛荞。梁开平二年(908年)闽王审知后迎僧神晏居焉。”^2-⑧龙属神话，灵峤何时诛茅还无确证。空海来时可以说鼓山方在诛茅之期，且福州城内外寺院丛林甚多，限于时间、交通，空海等都难以一一拜访，何况尚属无名且在诛茅之期中的华严台呢？至于西禅寺，据载隋末圮，至咸通八年(867年)，观察使李景温招长沙沩山僧大安来居，“起废而新之”，^2-⑨空海来时尚属废墟，说空海居此，更是臆断。
　　因而，空海《灵源深处离合诗》所吟在城内是必然的，因开元寺在芝山之南，虽不高但有泉涌，不然日后不会有“灵源”阁名。通过比较，再加上论空海当年确系居留开元寺的情况看，空海此诗也与开元寺的灵源阁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未得新的论据前，笔者倾向于空海写于开元寺。
　　综上两部分论述，空海当年入唐的入境处是在靠泊赤岸后南行抵达地——福州边防镇海口，迎接他们的是海口镇将杜宁与福唐县令胡延沂，缺文书印信的羁留地点也在海口镇。而空海和尚在福州的居留处，因鼓山涌泉寺尚在诛茅之期、西禅寺自隋末废圮尚未恢复，同其他城外寺院一样均无可能成为接待空海和尚之处所。再由开元寺的地位与接待外域僧人的情况，以及住寺主僧惠灌查询空海，并闻逝伤悲及空海吟诗情况看，此寺是空海当年居留地较为可靠。因而，空海和尚在当时福州的靠泊地在赤岸村，入境地在海口镇，居留在开元寺自当无疑。

作者林伟功：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会员编辑
　　(陈丽华校对)

　　1-①（日）善清行：《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三。
　　1-②（日）小野胜年：《入唐求法行历的研究，智证大师圆珍篇》，第86页。
　　1-③（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十九，兵防。
　　1-④（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二十四。
　　2-①（清）林枫：《榕城考古录》，第11页，福州市文管会刊印本。
　　2-②（清）林枫：《榕城考古录》，第3页，福州市文管会刊印本。
　　2-③（日）善清行：《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
　　2-④（日）小野胜年：《入唐求法行历的研究》上第74页所引《请弘传两宗官牒案》草本第一记叙。
　　2-⑤（清）林枫：《榕城考古录》，第45页，福州市文管会刊印本。
　　2-⑥（清）林枫：《榕城考古录》，第45页，福州市文管会刊印本。
　　2-⑦（清）林枫：《榕城考古录》，第58页，福州市文管会刊印本。
　　2-⑧同注2-⑦。
　　2-⑨（清）林枫：《榕城考古录》，第71页，福州市文管会刊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