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于宁德七都林氏家族中的《林庄敏公奏议》，能够全面体现林聪的治国思想。其建白类奏议有24篇，其中有9篇属于赈灾与减轻平民负担的。特别是景泰五年三月所奏的《修德弭灾20事疏》中，赈灾与减负的占13事。加上他“慎刑狱”、“缓重狱”思想，体现了他爱护平民百姓的“惠民”思想。
　　林聪字季聪，福建宁德人，明正统四年(1439)进士，授刑科给事中，景泰元年(1450)升为都给事中，后因不赞成景泰帝更换太子被贬为春坊司直郎（从六品）。景泰四年(1453)春经学士商辂保荐，恢复了原来的六品官位，转为吏科都给事中。“修德弭灾20事疏”是他在景泰五年(1454)吏科都给事中任上上奏的。
　　在景泰四年冬至五年春，河南等处“雨旸弗顺，积雪连旬，穷阴弥月”，同时“雷震非时”。春分之后“京师风雪大作，寒气异常”。明代宗朱祁钰下诏，要求“内外文武群僚”提出“可以弭灾召祥”的办法。
　　自古封建帝王，均自命为天子，认为他的一举一动必应验于“天意”，如经常有灾异事件发生，认为是“天”在警告，如发生大灾难则是“天”在发怒，在惩罚。多数是通过兴设斋醮，大做法事，以祈求上天原谅。
　　当时任吏科都给事中的林聪，官仅六品，并没有直接治理国家事务的行政权力，他只能通过上疏启奏，将自己的观点，对问题的看法反映给皇帝，让皇帝来决策。景泰五年三月，他上奏了《修德弭灾20事疏》提出他的建议。
　　《修德弭灾20事疏》中第一件事“崇圣德以答天意”，是劝君王勿玩物丧志；勿亲信小人而远君子。他建言：“用度戒其过奢；逸乐戒其忘返。爵必当德而戒其滥施，罚必当罪而戒其滥及。邪佞者虽近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动人不以言而以行，应天不以文而以实”，这样灾异可消，天意可回，而万世享无穷之福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与历史环境中，林聪只能劝帝王修德施仁政，以期改革时弊。在帝王施仁政中，替平民老百姓做点好事，减轻一些负担。
　　他在“修人事以消咎征”，“慎考察以重人才”中，对人才的使用与考核提出看法，说：“古人任人各因其材，未尝求全责备，黜陟之典必俟三考，未尝责其速成。”而今的弊病在于“各处考察官员，不论久远，不察实情，上官止凭各属长官及同僚开报者；或宿有仇嫌，甚者有以依稀阘葺之名为言，殊无妨政病治之实，即行罢黜。以致更代不时，去取不公，人心生怨，愈加烦乱，诚为不便。”要求除贪酷显著、不拘久近即时黜退外，其余“俱要实迹，果有守分爱民，而干材或短，及到任未及一考，而莅事未熟者，并不得以罢软阘葺等名黜退。”对已作罢软处理的，要重新体勘回报定夺，“不许辄便信凭一概黜退。”这种考察干部工作能力要注意实际工作表现，不能简单听信汇报的观点，在现在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林聪对僧道修斋设醮之事十分反感，他在“罢斋醮以纾国用”及“汰僧道以去游食”两则中，首先用唐虞三代时期，没有释道二教，并没有进行斋醮等迷信活动，而其国家政通人和，其帝王寿命甚长（如尧享寿148岁，文王97岁，武王93岁等）。而汉朝以后（明帝时传人佛教，顺帝时创立道教）对二教十分敬奉，梁武帝萧衍曾三次舍身事佛，唐宪宗李纯“迎佛骨入禁”，其结果并未使其国家兴盛，其个人也未享长寿的事例。来规劝说：“唐虞三代之时，释道之教无有，斋醮之事无闻。然而尧、舜、禹、汤、文、武诸君，享寿益高，传祚愈久。未尝祈福，而福日臻；未尝禳灾，而灾自息”。而自汉以来颇崇尚之；“信之非不专，奉之非不至”，然而“享寿未见其隆；传祚未见其久；治道未见其古。”而近者呢？因明朝各帝王崇尚佛道，明太祖朱元璋自幼出家，本身就是个和尚，明成祖朱棣也崇佛，延续到代宗朱祁钰时，斋醮的次数、规模已达到非制止不可的地步，如林聪奏折所言：“在京各寺宫观……一月之间或修斋几度，旬日之内或设醮数坛……，以为为民祈福，而民之艰苦自若；以为为国攘灾，而天之灾变屡见，何尝有补於国家之分寸乎！”于是他要求“於各处寺观斋粮灯油之费，内外修设斋醮之事，悉皆停罢。”而这些僧行道童都是不劳而获者，是国之蠹虫。这些人“以请度牒为名累年留京不去者……，不下数万。又有已给度牒而不回者。有托游方而来此者。”对这些“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者”怎么办？林聪要求宣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对游方挂塔并无度牒僧道，全部驱遣出京，使之各回乡里，还俗当差，违者“一体治罪”。以达到“使民趋正业，而不流于异端之教。国无游食，而自得夫生财之道矣！”其实，林聪“汰僧道”的主张，并没有获得多少效果。才过十年，明朝第八代皇帝朱见深（宪宗）即位，他崇尚僧道，为营造寺观，耗资“不可胜计”。成化年间三次开度，天下僧尼道士达50余万人，到孝宗(1505)即位时，“僧尼道士充满道路”，已成为社会的一大痼疾。史称“弘治中兴”的孝宗朱祐樘，针对成化年间的弊政，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其中之一是“斥异端”。即在登基一个月后就罢遣禅师、真人253人，法王、佛子、国师、喇嘛789人，同时孝宗命令将法王、佛子降为国师、国师降为禅师、禅师降为都纲。自讲经以下革职为僧，各追回本土本寺边境居住。全国除留大慈恩寺住持者5人，革职随留住者10人，其余皆放还本土。其有“抉乩、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仍有潜住者，有司治之。违命者治以重罪，主家及四邻而不举者连坐。同时命令拆毁一切新修私建寺院，“年15以上无度牒的行童、道童要立即还俗”……。所以说，林聪的“汰僧道”思想，直到四十一年后才有见效，可他却已逝去二十八年矣。
　　明朝开国之后，明太祖朱元璋曾赐田给王公勋戚，文武百官，以地租充俸禄。到仁宗、宣宗时代王公勋戚们贪心日炽，不时向皇帝乞讨赐田，到英宗（正统）朝已达到不加遮掩地施展手段侵夺公私田地的程度。一些地主乡绅还把一部份土地“进献”给勋戚王公，以充当他们的亲随和庄头，倚势欺压乡民。到代宗（景泰）朝，奏讨田地的势头更变本加厉，“如武清侯石亨、享禄千锺，尚称喂马艰难奏讨田地开种草料，其跟随指挥郑伦也求地盖房。及都督同知王竑，禄非不厚，却称日食不敷又奏讨田地二处，又如百户唐兴，奏讨田地不下二、三百顷。且唐兴一家岂能尽种？”其实“多系在京奸诈之徒，投充家人名色，倚持势要，威逼侵占，害人肥已。”由于都是“奉旨钦拨”，老百姓谁敢说个不字？“其间奏讨五十顷而侵占一百顷者有之，奏讨一百顷而侵占二百顷者有之。”林聪认为：“况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不过。一顷以养八口之家，而又纳赋於其上，今以一人而辄讨百顷之田，又不纳粮当差，是一人而坐亨百家之利，其可乎哉？”林聪看到此结果“怒则归于朝廷，利则归于奸诈。”所以请求皇帝对正统年间以来奏讨的田地，逐一清查，对多侵占者即归还于民，仍持势侵占者，治以重罪，以达到“田地适均”，“赋税有征”。这个建议如能切实实现，则对豪权势力是个打击，对平民百姓能得到一点实惠。而事实上，到明宪宗朝，土地兼并仍十分严重，林聪的良好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
　　此外，林聪要求“纾匠作以省民粮”，“减冗食以节京储”，“汰僧道以去游食”，“禁私役以清军旅”，“省班匠以纾民力”，“拨吏役以疏壅滞”，“减科派以苏民困”，“省重役以恤人难”，“惜柴薪以节民劳”，“驱民害以安善良”，“清军政以通下情”，“省造作以革奸弊”等，都是针对当时时弊，而提出减轻平民负担，节省国家开支的好建议，如果得到实行，对平民百姓不能不说是件好事。
　　鉴于当时林聪的地（官）位以及社会历史环境，他也只能在“省班匠”，“省重役”，“省造作”，“纾匠作”，“禁私役”，“减科派”等提出一点治标的建议，而不可能对“平均地权”，“减轻税赋”以及如何“发展生产”提高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方面，提出任何建议。我们也不能苛求于他。

　　◇谢宗楷
《林氏研究》第十三期（200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