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景泰五年(1454)二月，代宗皇帝“以雨呖弗时，诏修省，求直言。”（《明史•景帝纪》）。三月，林聪“偕同官条上八事，杂引五行诸书，累数千言。”（《明史•林聪传》）实际上是上了《修德弭灾二十事疏》（以下简称“二十事疏”），修明史者错认为是《敷陈大宝八事疏》，所以说“条上八事”。
　　林聪在“二十事疏”中用阴阳五行说②来解释灾异现象。对天人关系、宗教神学，表达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因受奏议文体的限制，林聪在以哲学思想谈论问题时，只能提纲携领，而没有展开。所以在他的论述之后，再引用古代哲学家同类的论述，加以对照补充，从中亦可了解相互的渊源关系。

以天人相分观论自然灾害

　　中国古代哲学史认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是持天人相分③还是天人合一④，是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林聪在“二十事疏”中说：“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故吉凶不僭在人，而天降灾祥在德。何也？盖灾异之来固不虚发，天意所在亦为难知。古之王者，以祸福无不自己出之者。故每遇灾，必恐惧修德，以求消弭。”这段话有以下三层意义：
　　其一，对吉凶祸福的看法。他认为吉凶不会无故发生，根源在人。古代明君贤王，认为祸福无不出於自己的行为。否定了上天干预人事的“天谴”说。
　　战国后期的荀子⑤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论》）意思说，天（自然界）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对尧和桀都一样。顺应规律则吉，违背规律则凶。荀子还说：“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背道而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天论》）意思说，坚定不移地遵照事物之规律，天不能祸於人，违背了事物的规律，天不能使人吉祥。所以，水旱灾不发生，也会闹饥荒，寒暑不侵袭，也会得疾病，怪异不出现，也会有凶祸。所处的自然条件与治世一样，而遭灾祸与治世不同。这不能埋怨天，而是人们不遵循事物规律，自食其果。
　　持此观点的古代哲学家很多，如南宋叶适说：“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於身。”
　　其二，林聪认为，灾异的发生不是无原因的，是有其规律的。但天意（自然规律）人们难以认识掌握。但人们可以修德弭灾，德政是可以自觉实施的。
　　春秋时郑国人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明代王廷相说：“天道悠而难知，人道近而易见。”意思是，天道（自然规律）远的难以捉摸，但人道（德政）近在身边，容易认识实行。
　　其三，林聪说：“惟德动天”“天降灾祥在德”，“德”是指德政。只有施德政可以“动天”即改变天（自然界），消除灾异。德政实施了，则天降祥瑞，德政不施，则天降灾异。“无远弗届”意思是，普通的道理，不难理解。
　　明代王廷相说：“尧尽治水之政，虽九年之波而民罔鱼鳖，汤修救荒之政，虽七年之亢而野无饿殍。人定胜天者，此也。水旱为何乎哉！故国家之有灾诊，要之君臣德政足以胜之。”（《慎言•五行》）
　　宋代思想家余靖说：“禹以平水土兴，汤以行仁政兴，周人以积德累仁兴。……癸以侈奢亡，辛以暴虐亡，厉王以聚敛亡，幽王以女色亡。”他以历史事实说明国之兴亡在于人，在于统治者实行的是暴政还是德政。（《正瑞论》）
　　“二十事疏”所言之十数件事都是德政，实施好了就可以消灾弭祸，逢凶化吉。但林聪认为最重要的事，是皇帝要格心中之“非”，他劝谏朱祁钰要做到“六戒”和“黜邪收忠”。即“耳目玩好，戒其荡心。掖庭嫔御，戒其燕溺。用度戒其过奢。逸乐戒其忘返。爵必当德而戒其滥施。罚必当罪而戒其滥。”“邪佞者虽近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林聪还认为，施德政是君臣共同的责任，所以提出：“夫格君心之非，当燮理之任，大臣之职也。”
　　明史评“二十事疏”：“累数千言，……皆深中时弊，帝多采纳。”（《明史•林聪传》）林聪直言进谏，格君心之“非”，是冒了身家性命危险的，而景泰帝能多采纳，也足以证明他基本上还是个明君。

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古代朴素辩证法⑥认识灾异与人事

　　林聪说：“迩者阴阳失和，灾异屡见。”他认为灾异产生的原因是阴阳失和。
　　明初思想家刘基（字伯温）当有人问他：“天灾流行，阴阳舛讹，天以之警于人与？”他答曰：“否，天以气为质，气失其平则变。……气行而通，则阴阳和……天之得其常也。气行而壅，壅则激，激则变，变而后病生焉。”（《诚意伯文集•天说上》）意思是，天是气构成的，气行通顺则阴阳和，天（自然界）就正常。气行堵塞，产生激变，阴阳失和，就会发生灾害。
　　刘基说的气，古代哲学家也称元气。在古代哲学中元气泛指一切独立於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现象，元气为天地万物之本原。元气论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主要形式。宋、明时期的元气论者则坚持“神化论”观点，认为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在于万物内部存在的阴阳对立统一。北宋哲学家张载⑦对元气论有杰出的贡献，他认为：“一物两体者，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有两则有一，是太极也。……不以太极，空虚而已，非天参也。”（《正蒙•参两》）意思是，宇宙一切事物的变化，在于阴阳二种对立势力的斗争。太极、太虚、气乃至天地人等无不是“一物两体”，即阴阳对立的统一物。
　　毛泽东同志说：“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毛选》5卷320页）
　　林聪用古代朴素辩证法，论证了灾异原因之后，又用它论述了人事方面的问题。他说：“夫天地之有阴阳，犹国之有君臣，世之有君子小人也。故君为阳臣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中国为阳夷狄为阴。阳在内为泰，阴在内为否。是以古之圣人，汲汲於进君子而退小人，内中国而外夷狄者，无非抑阴而扶阳也。”他认为当时能动摇大明王朝根基的两件大事，一是“小人进，君子退”，二是“夷狄强横，叛服糜常”。必须“抑阴扶阳”，使事物转化为阳泰阴否。
　　林聪说的“小人”是有所指的，他在景泰三年(1452)上的《敷陈大宝八事疏》，第八条为“远小人”他说：“今在内宦官，多系交趾叛贼之徒。从小刑身进用，宜以仆隶待之。今皇上多被所惑，听其谋事，以致忠臣被害，奸邪得志，上莫之知。”宦官专权，为害极大，林聪屡谏，惜不为皇帝所纳。
　　对“夷狄强横”，林聪要皇上加强“预防”，在“二十事疏”中有三条讲整治军旅之事。当时距“土木之变”已五年，景泰帝“笃任贤能，励精图治……宗社又安”（《明史•景帝纪》）朱祁钰的确为加强国防做了一些事。但要对付“叛服糜常”的瓦刺等北方强横对手，必须“富国强兵”，这是林聪所期望的。

反对神学迷信

　　为了所谓的“攘灾祈福”，京师大搞斋醮迷信活动，闹得满城乌烟瘴气。
　　明代统治者都崇信佛道，明太祖朱元璋自幼出家为禅宗僧徒，即帝位后曾著《御制护法集》，为振兴佛法专设僧官，掌管佛事。成祖亦崇佛。世宗崇道与宋徽宗齐名。
　　林聪对释道神学迷信的批判，着重以历代一些帝王崇信佛道误国害已的教训，来开导当朝皇帝。
　　一、释道二教无益於国，劝皇上“不惑於虚无”。
　　林聪说：“夫唐虞三代之时，释道二教无有，斋醮之事无闻。然而尧、舜、禹、汤、文、武诸君，享寿益高，传祚愈久。未尝祈福，而福日臻，未尝禳灾，而灾自息。当时庶政惟和，万邦咸宁，初非因事释道以致然也。自汉以来，颇崇尚之，或舍身以施佛，或迎佛骨以入禁。其信之非不专，奉之非不至，然而享寿未见其隆，传祚未见其久，治道未见其古。若是二教之无益於国也，明矣！”
　　他以汉朝前后作对比。因佛教于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道教于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由张道陵创立。汉朝前的六君，尧在位98年，享寿118岁，舜、禹年皆百岁，汤亦百岁，周文王97岁，武王93岁。汉以后的例子很多，就以林聪一生经历的六位皇帝在位和享寿情况进行对比，成祖朱棣在位21年，享寿65岁，仁宗朱高炽在位一年，享寿47岁，宣宗朱瞻基在位9年，享寿38岁，英宗朱祁镇在位21年，享寿38岁，代宗朱祁钰在位8年，享寿30岁，宪宗朱见深在位22年，享寿41岁。中国人以60岁为上寿，而五位帝王都英年早逝。这是信之专、奉之至而“享寿未见其隆，传祚未见其久。”的明证。
　　林聪例举了两位事佛极虔诚但后果极不好的皇帝。一位是“舍身以施佛”的南朝梁武帝萧衍，三次舍身于同大寺，他的许多大臣力谏他不要痴迷佛教，如郭祖源上疏言事二十九条说：“都下佛寺五百馀所，穷极宏丽。僧尼十馀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言胜。”造成“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萧衍不纳忠言。晚年被侯景所逼，饿死台城。
　　另一位是“迎佛骨入禁”的唐宪宗李纯，元和十四年(819)，长安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事件。正月间，梦想长生不老的李纯，派人把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的，据说是释迦牟尼指骨迎进皇宫供奉。三日后又送到寺院公开展览。韩愈进措辞尖锐的《论佛骨表》，历述佛教对国家的危害，说自东汉以后奉佛的皇帝都短寿夭折，劝李纯把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李纯看后勃然大怒，认为韩愈身为人臣，竟如此狂妄，这分明是诅咒他早死，罪不容赦。幸亏宰相裴度、崔群竭力为韩愈辩解，才免一死，被贬到潮州当刺史。可是想长命不死的宪宗皇帝，一年后竟一命呜呼了。
　　二、斋醮迷信耗资巨大，请“罢斋醮以纾国用。”
　　林聪说：“近者，在京各寺、宫观，既有斋粮以饭僧，又有灯油以供佛，一月之内或修斋几度，旬日之内或设醮数坛，甚者内府亦行修设。”说的是斋醮规模大，次数多，自内府到各寺观都大摆大闹。“供奉之费既多，斋衬之仪不少，虽曰给自内帑，其实出於民间。”花费的都是民脂民膏，在灾害屡见，饿殍遍野之际，如此耗资於虚无、迷信，实在是倒行逆施，无补於国家之分寸“以为为国攘灾，而天之灾变屡见；以为为民祈福，而民之艰苦自若。”
　　三、汰僧道，去游食，使民趋正业，不流於异端之教。
　　大量僧行道童皆以请给度牒留京，或已给度牒而不回者，在京城内外聚集不下数万人，给京师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
　　其一，耗费京储。林聪认为这些人皆不耕而食，不蚕而衣的游食者，“为国之蠹也。”京储之粮来之不易“远而水运．有百里风波之险。近而陆运，则有千馀里负载之难。”“蚕食者莫此为甚。”游食者造成国家经济上沉重的负担。
　　其二，出现“不可胜计”的治安问题。林聪说：“此辈既无室家之忧，又无名役之扰。服夷狄之服，心禽兽之心。是以昔者，拐带之员法固，僧人也。近者，造妖书之净庆，亦僧人也。甚者，有佯狂而直入禁庭，有谋财而杀人命，其他奸盗诈伪，又有不可胜计。”
　　其三，天下之民为僧道游食愈众，生财愈寡。
　　林聪劝皇帝度僧道不可过多，这些人不事生产又免差役税赋。度多了国家生财愈寡，造成国库空虚。明制，为僧道者必须持有官府颁给的度牒。三年颁牒一次，届时全国僧道来京接受经文考试，合格者才颁给。景泰三年已度三万有零，又过三年是景泰五年，又得新度。林聪进言，不要再度了，把京师无度牒的僧道全赶回去，让他们还俗为民，生产当差。让百姓不惑於异端之教。
　　“二十事疏”是林聪所上奏本中，内容最多，篇幅最长，言事最无顾忌，而且运用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分析评论时政，是他奏议的代表作。
　　林聪的哲学思想也存在不彻底的问题。如在天人关系方面，既强调了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论点，但又夹杂着唯心主义的“天谴”说。这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的通病。尽管如此，“二十事疏”中的许多科学的论断，先进的思想，仍应肯定他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和坚定的无神论者。

　　①  朴素唯物主义：也叫自发的唯物主义，是一种认为世界起源于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的学说，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原始的唯物主义观点。中国古代就有“五行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世界的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元素。朴素唯物主义的主要贡献：1．它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而不是由神创造的，肯定了世界的本原是物质。2．它试图从物质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来说明万物的产生，具有了朴素辩证法思想。在充满着迷信和神化的古代社会，产生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朴素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三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对唯物主义后来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但由于受到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和科学知识水平的限制，它还带有感性的、直观的性质，还缺乏科学的论证。
　　②  阴阳五行说：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之合流。原为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自然观。阴阳说把阴阳看作两种互相消长的对立力量，用以说明事物变化的规律。西周末年，伯阳父以之解释地震，认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熏，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五行说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春秋时史墨提出“天有派，地有五行”（《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从中引伸出对立发展观念，认为自然界“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变化与社会历史上政权更替都具有必然性。古代阴阳五行说广泛影响了医学、天文学等学科，对科学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③  天人相分：战国时代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的焦点，仍然是关于“天”是有意志的天还是自然的天的争论。苟子在《天论》中首先回答了“天”是无意志的自然的天，天不过是列星、日、月、阴阳、风雨等物质的自然现象。自然界的万物生化是自然而然的，是没有意志与目的。自然界的运动，与人事无关。“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天论》）。“星队（坠）木鸣”等罕见的自然现象，亦“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并非天意的征兆显示，无须畏惧。“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天论》）。只是文饰政事，并非真有灵验。他认为人“最为天下贵也”（《王制》），能“制天命的用之”。而不应与天（自然）争职，去违背自然规律。主张人在自然界面前不要被动，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即人定胜天的思想。并称：“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他唯物地解决了天与人的关系。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主人，从理论上杜绝了上帝（天）对自然与人事的干预，否定了神学的命定论。
　　④  天人合一：指天道决定人事，人事也可感知天道，二者合而为一。商周时维护统治权之神学理论。《书•泰誓》：“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意为人间之君、师系天为保护下民而树立的。皇帝、君王是上天派在民间当政统治的，故称为“天子”。西汉董仲舒认为，天生人之形体、性格、情感和道德，并生万物以养人，派君主以治人，而君主之作为，亦能影响天，故称“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宋代理学家提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全书•语录》），将“天人合一”发展为“天人同一”。
　　⑤  荀子：荀况(约公元前312 -前238)字卿，也叫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人，著名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他曾到齐国文化中心稷下讲学，三次任学术首领（祭酒），影响很大，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学生。在世界哲学史上，他第一次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他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天论》），即要把自然的“天”和社会的“人”区分开来。
　　⑥  朴素辩证法：也称古代辩证法，是辩证法发展的第一个历史形态。古代辩证法的世界观在实质上是正确的，它已经笼统地认识到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灭；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由于对立面的斗争而产生万物等。中国远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人们就用两种相互对立的质料一一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来说明天地万物的产生和变化。在《易经》、《老子》、《孙子兵法》里，反覆地阐明了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思想。除了阴和阳之外，还列举了有和无、生和死、损和益、智和愚、美和丑、贵和贱、强和弱，难和易、攻和守、进和退等。
　　⑦  张载：(1020 - 1077)  字子厚，陕西翔郿县人，世称横渠先生，北宋哲学家。在自然观上，提出“太虚即气”的命题，认为物质性的气“聚为万物”，万物“散而为太虚”。事物只有形（明），未形（幽）之别，而无有、无之分，以此批判了道家的“无中生有”、佛教的一切皆“幻妄”的错误。认为事物变化有普遍规律与个别规律，分别命名为“道”与“理”，这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事物的变化“动非自外”，是由于内部存在着矛盾，“一物两体”、“不见两则不见易”，还对对立双方的斗争与同一，变化的根据与形式，提出了包含朴素辩证法的观点。这些合理的因素被后来唯物主义哲学家所吸收。

◇林立柽
《林氏研究》第十三期（200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