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澎湖在历史上与福建移民开发关系殊深，虽有秦汉楚灭越，越之子孙流落海上或居澎湖之传闻，刻下已经无从查考；隋代虎贲陈棱略澎湖地的记载凿凿，学术界还有疑问，但宋代澎湖为泉州之外府、元代设巡检司纳入中国版图的史实已无疑议。恰逢举办“澎湖历史与文化研讨会(2002)”，幸蒙不弃，受邀参加。由于时间短促、无暇广涉文献谱牒，只能尽手边史料成此小文作抛砖引玉之试，挂一漏万疏忽差讹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澎湖，是闽省先民拓台的首站之地，众多澎湖民众祖籍地在闽南。闽台历史关系源远流长，而见于史籍的福建移民最先开发之区也为澎湖。连雅堂先生之《台湾通史》称：“是澎湖之与中国通也已久，而其见于载籍者，则始于隋代尔”，“而澎湖之有居人，尤远在秦、汉之际。或曰：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于澎湖……”“历更五代，终及两宋，中原振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蒙古崛起，侵灭女真，金人泛海避难，漂入台湾，宋末零丁洋之败，残兵义士亦有至者，故名部落，自耕自瞻，同族相扶，以资捍卫。”[1]《海防考》称：“隋开皇中，尝遣虎贲陈棱略澎湖地。其地屹立巨浸中，环岛三十有六，如排衙。居民以苫茅为庐舍，推年大者为长，畋渔为业。地宜牧羊，散食山谷间，各剺耳为记。棱至抚之，未久而去”是隋朝兵至澎湖的记载。《台湾通史》还称“及唐中叶，施肩吾始率其族迁居澎湖。肩吾汾水人，元和中举进士，隐居不仕，有诗行世。其《题澎湖》一诗，鬼市盐水，足写当时之景象”[2]此为有人名记载大陆迁澎湖之第一人。有学者称此澎湖指得是江西鄱阳湖，其实有读过施之原诗：“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3]者，恐绝无此论，“海边、采珠、咸水”与所云云淡水的郡阳砌有大垠之别。
　　延至宋代，《宋史•琉求国传》则有“琉求国在泉之东，有海岛曰：彭湖，烟火相望……”当时，福建“土地迫狭，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宋史•地理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也载有彭湖，云“自泉晋江东出海间，舟行三日抵彭湖”，“彭湖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泉州人人居澎湖，何乔远（闽书》引（宋志》云：“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人多侨寓其上，苫茅为舍，推年大者长之，不畜妻女，耕渔为业，雅宜放牧，魁然巨羊，散食山谷间，各剺耳为记。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府外贸易岁数十艘，为泉外府。……王忠文为守时，请添屯永宁寨水军守御。”[4]此为澎湖为泉外府，并有屯兵守御的最早记载。何所引《宋志》者，据考，应为南宋淳祐年间刘颖修、戴溪纂的《清源志》（该书共七卷，明后佚，《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题解》、《文献通考•经籍考》、《文渊阁书目》等书均有收录）。由《德化使星坊南市苏氏族谱序》中可见到苏氏一族于南宋绍兴年间“分支仙游南门、兴化涵江、泉州晋江、同安、南安塔口、永春、尤溪、台湾，散居各处”的记载（引《泉州文史》第1期）。而台湾大学考古系黄土强教授多次到澎湖考查，发现大量的宋代瓷器和铜钱，瓷器形制同于泉州宋代出土瓷器，可为泉人于宋代移居澎湖的实物佐证。
　　在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有澎湖归属及设巡检司的明确记载，其云：“澎湖岛分三十有六，巨细相间，坡陇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间，各得其名。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有草无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气候常暖，风俗朴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爇牛粪以爨，鱼膏为油。地产胡麻、绿豆。山羊之孳生数万为群。家以烙毛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兴贩，以乐其利。地隶泉州晋江县。至元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科查。”至此记载，澎湖已明确“泉人结茅为屋居之”、“男女穿长布衫”、“地隶泉州晋江县”、“至元间立巡检司”，泉人居之开发，已由宋代不畜妻女到男女居住，由泉外府至隶晋江县，请屯兵至立巡检司，说明澎湖的归属明确，开发有规模，且由于地理位置显要由屯兵改为设立巡检司，已确立了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当是时，澎湖居民日多，已有一千六百余人，贸易至者岁常数十艘，为泉外府。”[5]
　　明于“国朝洪武间，徙其民于近廓，其地遂墟”（见《八闽通志》页126。）“洪武五年（1372年），以居民叛服不常，遂大出兵，驱其大族，徙置漳泉间。”[6]但难阻止福建沿海民众继续迁居澎湖的趋势。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就有“尽徙屿民，废巡司而墟其地，继而不逞者，潜聚其中。”而在林谦光的《台湾纪略》中也有“澎湖，旧属同安县，明季因地居海中，人民散处。催科所不及，乃议弃之，后因地苦徭役，往往逃于其中，而同安、漳州之民为多。”到明中叶，有海上武装集团以澎湖为根据地，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漳贼陈老等结巢澎湖”；嘉靖四十二年（1569年），俞大猷追击林道乾至澎湖，不敢冒进，留编师于澎湖。“万历二十年……明廷以澎湖密迩，议设兵戍险。二十五年，始设游兵，春冬汛守，于是澎湖复为中国版土。”[7]
　　在现存的澎湖族谱中已有明确祖先于明万历始迁来的记载。如《沙港岗里陈氏族谱》载：“明万历间，金门水头乡九世陈振遥开基沙港，其后族人陆续来澎”；《岐头陈氏族谱》载：“开澎始祖陈雅，自漳州府岛屿桥围仔头乡徙来，雅生于明万历十二年，卒天启三年”；《湖西龙门陈氏族谱》载：“明天启年，金门下坑十三世陈弘标开基湖西，弘标系单身来澎。”；《澎湖锁管港许氏族谱》载：“开澎始祖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自金门迁来”；《菜园东石黄氏族谱》载：开澎始祖黄正东系鲍山黄氏九世，明崇祯十年(1637年)自南安县居觉山内厝乡迁来，“正东公有大志……年始三十，只身来澎，粗视形势，唯莲花宅可生可养，遂卜筑而居”；另如《游氏大族谱》载：“十二世林青公，因外甥总兵黄世环移镇台澎，乃与诸弟前后来台襄办营务，是则祖德东渐之始”；而在荷兰哥路纳利斯@雷尔生于天启二年(1622年)率舰队入侵澎湖时，在日记中记下：“七月十一日，星期一上午，诸船驶向海滨……并用小船划向小堂，发现有三个汉人看守堂，又在该处发现有数只山羊和猪，牛四只，据说在岛的北面还有许多渔夫居住。”[8]是年“冬十月，荷将以船舰十七艘再至澎湖，据之。澎民数千谋拒守，荷人劫以兵，夺渔舟六百余，筑城妈宫，役死者千三百人”[9]由此记载，显见澎湖居民已达“数千”，当时被夺渔船有600余艘，荷人筑城役死者达1300人。应该说闽籍民众迁澎湖巳达相当规模，为澎湖的开发与繁荣作出贡献。崇祯年间，“海寇曾一本、李魁奇先后据澎湖，以侵掠福建，嗣为官军所灭。”[10]
　　由当时福建人沈铁上巡抚南居益书中，可见对澎湖险要的认识。其称：”澎湖虽僻居海外，实漳州门户也。无论红夷湾泊，则日本、西洋、吕宋诸国亦所必经。地最险要，山尤平坦，南有港门，直通西洋，红夷筑城据之。北有港门，名镇海港，官兵渡澎居之……今欲使红夷不敢去住澎湖，诸国不得往来澎湖，其策有六：一曰专设游击一员，镇守湖内；二曰据募精兵二千余名，环守湖外；三曰造大船，制火器，以备用防守；四曰招集兵民，开垦山荡，以助粮食；五曰建设公署营房，以妥官兵；六曰开通东西洋、吕宋商船，以备急缓。……澎湖山地虽云顽土，不堪垦田，而遍度膏腴之区。或可播种禾谷者。即忝、稷、麻、豆、甘蔗、果木，均可充兵民口食之需。须广招同安、海澄滨海黎庶乏田园可耕者，多四五百人，少亦二三百人，俾挈犁锄种子以往，就居拨地，听其垦种。每人量给二三十亩，仍带妻子，方成家业。并畜牛羊，捕钓鱼类，少资糊口。仍禁游击总哨各官，不许索租粒食……务使民兵相安，永远乐业。”[11]此中再提由闽省召人耕种之事，可谓史有前例之继续。
　　永历十五年（1661年）三月，郑成功欲收复台湾，“率兵二万五千……泊澎湖，令陈广、杨祖、林福、张在守之。”澎湖成为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据点。后施琅收复台湾亦先取澎湖。此时期自福建来澎湖的移民还不少。据（乌崁许氏族谱》载，其开澎始祖许本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自金门迁来；《后窟吕氏族谱》载开澎始祖吕新兴自金门迁来；《兴仁王氏族谱》载：开澎始祖王鸭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由金门连府迁来。在施琅《尽陈所见疏》中有“自查故明时，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在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朝迁界、施琅收复台湾期间，由福建迁台、澎的“来者尤众”[12]如《晋江安平颜氏族谱》载：“颜廷壁，容华四子，生天启乙丑（1625年），卒澎湖”；此后历经历史变迁，但澎湖作为闽台之间交往的重地的地位均未削弱。“澎湖固海疆重地，群岛错立，风涛喷薄，天险也……渔村蜃舍，以海为田，顾其人习水，冒险耐劳，颇有坚毅之气。生聚教训，克日而行，则此帕头短榜之民，皆海国干城之选也。”“今之往来船只，必认澎湖为关津，从西屿头人，或寄泊峙内或妈宫澳，然后渡甘吉洋，凡四更船至台湾。则澎湖三十六屿，又台湾之门户也。”
　　由于澎湖的开发多为泉郡之移民，故澎湖的坛庙多为泉人所建。台澎最早的天后宫就在澎湖，其“在妈宫澳，万历间建。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将军施琅攻克澎湖，以为神佑，奏请加封，遣官致祭，镌文庙中”。清蒋毓英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修《台湾府志》也有“天妃宫  在东西卫澳。……系郑芝龙建，伪藩更新之。今其灵犹加赫濯焉”的记载。至于大王庙有4所、真人庙1所、太子庙2所、关帝庙2所、将军庙1所等等也可见当年澎湖人丁兴旺于一斑。该志载修此志时，“澎湖民户五百二十三”；“澎湖伪额地种五百零四石七斗六升”；“澎湖人丁五百四十六丁”已显见人口下降状态。另为澎湖文化教育计，澎湖许氏（由泉迁来）贡生许应元等于乾隆三十一年提请通判胡建伟在文澳之西捐建文石书院（比台湾之海东、崇文、南湖、正音、奎楼、玉峰、白沙、龙门、明志等书院稍晚），中为讲堂，祀宋代周、程、朱、张五子……以澎产文石，故以名之，其后叠修。”
　　台澎的古城最早的亦在澎湖。如”澎湖虎井屿之东南，有沉城焉，天空浪静，望之在目，缭垣相错，周可数十丈。渔者常得其砖，色红坚若铁，然当没水凿之，上生蛎蚌，似千数百年物。或曰，隋代之所建也，而文献无征，缙绅之士难言之。明嘉靖末年，海寇林道乾乱，据澎湖。都督俞大猷征之，乃驻偏师，筑城暗澳，其址犹存。天启二年，荷人来此，筑城妈宫，周百二十丈，役死者千三百人，外建炮台，分守海道，台人谓之红毛城。”“康熙五十六年，乃筑小城，称新城”；光绪“十三年十二月，总兵吴宏洛乃发兵筑城，十五年十月告竣。周七百八十九丈二尺二寸，高一丈五尺……”。[13]
　　综上所述，由可靠史籍记载显见澎湖的开发始于闽省移民，其中多为泉漳人士，典籍记载可上溯至秦汉，下至明清，但明确有管辖权的为宋代，既“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还有“请添屯永宁寨水军守御”。澎湖与泉州的历史渊源尚有澎湖出土的宋代瓷器与铜钱作佐证。延至元代，泉人已在澎湖“结茅为屋居之”，开始早期的开发，能“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爇牛粪以爨，鱼膏为油。地产胡麻、绿豆。山羊之孳生数万为群……工商兴贩，以乐其利。”按此记载，牛羊遍野，鱼虾麻豆丰盛，衣食充裕，“工商兴贩”安居乐业，当时的居民已有1600余人，“贸易至者岁常数十艘，为泉外府。”此时应为泉州人开发澎湖的鼎盛期。后在明代受墟地之苦，居民曾锐减，但其中也有反复。明后期移民顿增，在荷人人侵时，澎湖民众已达数千，渔舟达600余艘，受荷驱役修妈宫城，死者竟达1300多人，按此虽无明确人口数，但在施琅收复台湾时人口达5- 6000人，可谓人丁兴旺之时。后虽经历多次战火，移居此的泉漳之人仍为此地的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作出不懈努力。众多古城，庙宇、书院等古迹正说明闽籍移民曾对澎湖的开发历史作出无法否认的贡献。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林伟功）

　　注：
　　[1]、[2]、[5]、[7]、[9]、[11]、[12]、[13]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2、5、7、8、10、11、13、14、330。
　　[3]明•黄仲昭《八闽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卷七地理•山川•泉州府•晋江县，页126。
　　[4]何乔远《闽书》卷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唐垣京《澎湖要览》，引自林仁川、黄福才《闽台文化交融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页22。
　　[8]日•村上直次郎译《巴达维亚城日记》序说，页11。